这是一桩争论不休的古老历史公案。孟丙是春秋时期人，由于历史太古，而后来的经学家们的考证很难确切，历代地方志的撰写者又多以倾向自我摭拾史料，因而山西太原孟封，山西盂县，山西太原阳曲都说自己本是孟(盂)丙的封邑。

其根源出自《春秋左传》中的一段历史记载。“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秋，晋韩宣子卒，魏献之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县……司马弥牟为邬大夫，贾辛为祁大夫，司马乌为平陵大夫，魏戊为梗阳大夫，知徐吾为涂水大夫，韩固为马首大夫，孟丙为盂大夫。”

可以看出，这七个封邑的地名，对包括已相隔三四百年的汉代人在内的后人来说，那是够生疏的，对再后包括我们今天的人来说，这不啻是望星兴叹。但汉以来的经学家们总以解经为己任，他们对这七个地方的现今地址的解释，依次给出了介休东北二十七里，祁县东南，文水县东北二十里，清徐县，榆次西南二十里，平定东南五里，盂县。从地理位置看，前五个应该是合理而无疑的，第六韩固的封邑，平定和寿阳互争(此文且不论)，最后孟丙的封邑，孟封镇、盂县和阳曲也互争为己有。各自的理由是，孟封镇说孟丙封邑于此地，因而此地才有孟封之称;盂县说，书上明明写的是盂，连经学家们都说是现今的盂县，而且顾炎武、王念孙还按《汉书•地理志》的盂丙考证，认为孟丙应是盂丙，此地是盂丙的封邑哪还有错;阳曲则认为他们历史上也曾叫过盂县，那古邑应属于他们。

我以为这些说法都可作为一定的判断依据，但不是确定的依据。所谓祁田是春秋赫赫有名的“外不避仇，内不避亲”的祁黄羊的食邑，他原是晋宗室，封邑于祁，以地为姓改称祁黄羊(名奚，字黄羊)。既然封邑为祁，那么祁田就应是以祁县为中心的地域。相比较，孟封镇与祁相邻，确是和其他前五个地方联属于以祁为中心的一片地域。而且，孟封与这几个现在的县城都相距30里左右，史迹显著，尧迁徙的第一站尧城就在其旁边，自古以来它也是一方地域的中心。而现今盂县则是与中间地域相隔很远的太行山区，阳曲则又相隔晋阳(现太原)在其东北部，而且当时的阳曲原在更远的定襄一带，一般来说，总不会相隔许多地域也为祁田所属吧，若既不属祁田，又何分之有?因而，从地域位置考虑，孟封的说法是较为合理的。至于对经学家们的研究考证，以及后来有关资料沿用的各种文献，我们首先要尊重，但也不能全信，也要研究对比，如顾、王所说的盂姓，《汉书•表•古今人表》以及《水经•汾水注》(原文)都录为孟丙，说明那次受封的这位大夫应该就是孟丙。

经学家们以字对号入座，似乎也有简单之嫌。看到“盂”就是现今盂县，然而阳曲也称过盂县，该是谁属实呢?我们可以审慎地回顾一下《左传》文本里命名的那七个地名，除祁、邬外，则是平陵、梗阳、涂水、马首，还有盂，都是以地理特征自然形成的俗称。要知道那是几千年前人们对一个小区域的称谓，与以后在历史沿革中逐渐形成较正规而稳定的历史命名是大不相同的。由此可以推想，当时孟封那片地域相比四邻低洼(近年水患曾漫村，而村四周有巨高的护村堰古迹可证)，像盂县和阳曲境内因地形低凹称之盂，当时它亦被习惯称之盂不也很自然吗?

尤为重要的是，考查并认定一个地方的历史问题，必须把它放到自身的整个历史变迁过程中加以辨识。现今盂县最早属于古仇犹国，那是春秋时大大小小难计其数的诸侯国中的一个很有名的小国，居于太行大山处，即现在的盂县一带，据史书记载，它于周贞定王十二年(前457年)被晋国灭。而分祁田设七县事则发生于昭公二十八年(前514年)。两者期间相差50多年，说明分祁田事件与现盂县根本不沾边。阳曲据史记载原本在定襄境内，直到汉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才从定襄迁移到太原北郊，那就更晚了，它即使强调现在的阳曲有一个村就叫大盂，但史书说的是“盂”并非“大盂”，因而也左右难圆其事。由此可以判断，春秋晋分祁田置七县，孟丙的封邑之地应该是孟封。

(作者介聂：原人民政协报《华夏》副刊主编，诗人，高级编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