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深刻理解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政治家，毛泽东经常会用这样的方法分析各种问题，包括文学问题。对文学史上的人物，他自有自己的偏好，但更以历史的眼光客观分析他们的成就、地位和历史作用，绝不人云亦云。比如对韩愈，毛泽东多次谈到这一唐代诗人，从中可以见出他深邃的历史眼光和辩证分析的特点。

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同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周谷城谈话。那天的谈话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中国文学史、京剧现代戏、教育改革、《辞海》等多个学术问题。刘大杰向毛泽东提出一些文学史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则首先强调指出：唐朝韩愈文章还可以，但是缺乏思想性，韩愈的诗文有点奇。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这里就既肯定了韩愈的成就，也指出了他的不足。毛泽东话语里意指不可低估韩愈成就和影响的观点。

一个月以后的7月21日，毛泽东致信陈毅讨论诗歌问题。信中指出： “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成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公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一方面指出韩愈之诗思想性不足，同时又反对后世有人把韩愈说成“不知诗”。事实上，毛泽东很清楚文学史上流行的一个观点，即一般认为，韩愈诗在唐诗里属于说理成分较重的，因此评价上就较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懂诗。毛泽东认为，宋代时整个诗风都倾向于摒弃形象思维，多用典籍、典故去说事理，才是真正的有悖于唐诗传统。这一观点，我曾在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长篇序文里读到过。钱锺书认为，宋代诗歌水平总体不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那时的诗人，不尚从生活里寻找素材和资源，反而热衷于跑到故纸堆里寻找写作的灵感、意境甚至句子，认为古人的诗里有自己所需要的一切。这就大大限制了他们的创造性。序文中也提到了韩愈。认为韩愈诗歌就是唐诗里说理较重的代表。钱锺书在文中还引用了毛泽东论文艺创作源泉的理论，证明宋代诗人其实是走了错把“流”当成“源”的弯路。进而还中西结合，指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家们，更是毫不隐讳地把古罗马经典视作创作的“惟一源泉”，不惜公然使用“偷窃”的概念来强调这种创作方法。要想让自己的作品放进图书馆里，先要把图书馆里的作品放到自己的作品里。这是一种风气。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韩愈的评价很近似于钱锺书。这从一个方面佐证了毛泽东对一位古代诗人和一个朝代诗歌风尚的观察研究，是很专业的。的确，“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这样的诗句的确说理，但也是可以流传千古的“金句”。

在上海的那次谈话中，毛泽东对刘大杰说，要看他写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并说以后你再有书出版，一定要送我一部。可见他对文学的关心，已到了对文学史写作表示关心、关注的程度。他还对刘大杰谈到，柳宗元的文章思想性比韩愈的高，不过文章难读一些，屈原写过《天问》，过了1000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柳宗元顶多可以说有些朴素唯物主义成分。

谈话过程中，刘大杰问毛泽东，唯心主义的东西要不要搞？毛泽东说：唯心主义的东西不要怕碰，不研究唯心主义的东西，唯物主义怎么能发展啊？研究过去的唯心主义著作，把它当作对立面，才有助于今天的学术研究，就是研究过去的东西，也要留心去发现同一时代的对立面。

这就是毛泽东对学问、学术研究的态度，也是他分析任何人物和事物的出发点、落脚点。就其个人的造诣而言，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是他始终都要强调的。当然，在辩证中如何统一，着眼于现实的考量而特别强调一方面，也需要根据现实情形和要求作出判断与选择。剩下的就是怎么把握度和如何理解这种评判了。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

《 人民政协报 》 （ 2022年06月20日   第 1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