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剑

本文通过解读中国美术馆收藏的4件中国革命历史画作品，希望能为如何赏析此类作品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画面上的“中共一大”

先从表现中共一大的作品谈起。中共一大会议的召开地点有两个：1921年7月23日至7月30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室内。后因租界巡捕房搜查，1921年8月3日会址改到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中。

画家按照历史，还原事件发生时这两个地点的现场状态，就是表现情景语境。中共一大召开时，中华民族正处于危亡之际。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和中共一大召开提供了方向指引和精神家园。在后世的认知和理解中，这一会议是指向光明未来的革命历史事件。因此，这类题材作品的文化语境，就是要突出“光明”，并转译为不同的视觉表现。

1977年，陈逸飞、邱瑞敏合作的油画《在党的一大会议上》描绘的是一大与会代表在上海开会的画面。

画家从13位代表中选择了6位进行表现。选择的是白天开会时毛泽东正在发言的瞬间。其余5位与会者的分别是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王尽美并排于桌前，邓恩铭站立于后排，人物之间没有交流。

显然，人物分布的依据是以毛泽东为中心，作品中的毛泽东不仅是视觉中心，同时也是会议焦点，为了突出毛泽东形象的高大，画家还采用了一定程度的仰视视角。

会议空间中的道具主要有茶具、吊灯、油灯、会议记录稿和封面画着马克思的书。其中，灯与书除了增加历史还原度的作用之外，还有更多的含义：吊灯、油灯皆象征光明。所不同者，前者象征中国共产党引入马克思主义思想，给中国带来光明。后者则喻示中国共产党从此时开始，将如同燎原之星火蔓延开去。

2021年何红舟、封治国和傅纪中创作的油画《中共一大会议》，同样是上海开会的画面。较之于《在党的一大会议上》，这件作品表现的时间是晚上，人物则是全部与会者。既有13位来自中国各地的代表，也包括共产国际代表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一共15人。

这件作品更像“抓拍”，历史还原度高，现场感、记录性强。画面中的人物之间也有交流。毛泽东持笔准备记录的姿态，则更符合他当时的身份和职责。首先，这是一个俯视视角的画面。基于这一视角，身着白色长衫的毛泽东自然而然地置于画面上部的中心位置。其次，毛泽东是全画中亮度最高的人物，在灯光下则更显通透。第三，一些反面人物被处理到阴影之中。如画面最右侧主要代表外围的周佛海，其脸部以及身体的绝大部分都在阴影里。

这件作品中，“光明”也成为体现文化语境的重要符号。画家没有直接表现悬挂在屋顶的灯，而是通过窗户玻璃反射灯的镜像。窗户外的黑夜恰好暗示国家和民族所处之情境，而屋内的灯，由此也成为象征中国共产党如同一盏黑夜中的明灯，带领国家和民族走出无边黑暗，来到像屋内这样的光明之所。

何红舟、黄发祥2009年创作的油画《启航——中共一大会议》，表现的是中共一大代表去嘉兴南湖红船开会的场景。画家选择的，是开会前与会代表们正在登船的瞬间。一边交流，一边警觉地四下环顾，使观者不仅联想到此前在上海会议时的重重困难以及此后在南湖船上中国共产党即将诞生。

画家还有意识地运用类似舞台追光效果的画法强调了这一时刻的戏剧性。红船和迎接与会代表的小船刚好连接出一条波浪形起伏的暗线。大小船连接，象征着中国共产党正在逐渐壮大。而波浪形起伏的视觉暗线，则喻示了正处于动荡之中的革命形势。同时，由于此波浪形动势与船头方向一致，因此可以视为对革命发展往往都以波浪形前进这一规律的揭示。

红船背后压顶的乌云，也有一定的历史依据。根据1921年8月初《申报》《新闻报》的报道，8月1日下午嘉兴曾刮过一场飓风。作品表现的时间是8月3日，如此天气也合乎情理。更重要的是，乌云暗喻了山雨欲来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而船头所指的前方，漫天乌云的包围中露出一块伸延至画外的明朗天空，这是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喻示。

“遵义会议”的图画故事

遵义会议召开时，正是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民党已先后发动了五次“围剿”，党领导下的军事力量损失惨重。正是遵义会议，结束了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成为中共党史乃至中国现当代史进程中的重大转折点。从此，中国共产党将中国领向光明。不难看出，这类题材作品的文化语境，就是要表现“转折”与“光明”。

2006年，沈尧伊创作的油画《遵义会议》描绘的是遵义会议召开现场。但画家并没有选择具有戏剧性“顷刻”，而是用看似不经意方式的记录了当时的场景，有很强的代入感。

画面中，20位与会者或站或坐，姿态各异，十分符合过惯战争生活和游击生活的人物性格。据与会者回忆，遵义会议始终洋溢着民主的气氛。作品中那看似随意的人物布局、表情、动作以及由此形成的视觉关系，恰恰再现了民主。同时，表面看来不经意的人物组合、姿势动态和道具都蕴藏着深刻的用意。

会议室内上方，弥漫着与会代表们吸烟形成的团团烟雾。画家将其处理成一种正在逐渐散去的视觉效果，以“云开雾散”的视觉效果匹配于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会场窗外，依然是黑夜，而画面最右部分回廊尽头的窗外，却又隐约可见一片明媚阳光。这种看似矛盾的时间表达，恰恰将文化语境中遵义会议的主旨点明：空间上，回廊位于会议室的转折处，喻示遵义会议的“转折”意义；时间上，回廊尽头的明媚阳光，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将从此由晦暗不明走向光明。

可以看出，中国革命历史画虽然属于历史题材，却不仅仅是对历史情境的简单还原。画家固然要在历史文献分析细节探究以及对环境、道具、氛围捕捉等科学实证方面下功夫，更要借助文献取舍、图像结构、空间处理、人物塑造和历史氛围营构等手法进行建构，既完成对历史事件内在逻辑关系的描述，又融入自己对历史事件的整体性观照和个性理解。

我们欣赏和解读作品时，不能完全局限于艺术范畴，还应从社会史、文化史等的角度进行审视，才能真正发现深藏其中的“秘密”。

（本文作者为美术学博士后、艺术学博士后，现任职于中国美术馆藏品征集部）

《 人民政协报 》 （ 2022年07月21日   第 1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