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周有光下放到宁夏的“五七干校”劳动，当时同去的还有教育部副部长林汉达。周有光和林汉达被安排看守高粱地，据周有光说，他们开始时要不断走着看守，不能坐，更不能躺下，但他们一连看守了3天，没看到人影，更不会有人来偷。于是，第4天，两位老人就舒服地躺在土岗子上了，他们常常在高粱地仰望天空，热烈讨论中国语文大众化问题。

林汉达主张用听得懂的白话代替听不懂的文言，如将“居心叵测”改成“存心不良”，“暴虎冯河”改为“有勇无谋”，“方枘圆凿”改为“格格不入”。林汉达研究语词的选择，非常严谨。一次，林汉达问周有光“未亡人”“遗孀”“寡妇”哪种说法好？《现代汉语词典》里没有“遗孀”这语词，为什么报纸还常常用它呢？又有一次，林汉达问一位扫盲学员，得到的回答是遗孀是一种雪花膏——白玉霜、蝶霜、遗孀！林先生又问，为什么有女字旁呢？学员回答：女人用的东西嘛。

周有光听说此事，顿时乐不可支，他开玩笑地说道：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吧！周有光又说：从前有部外国电影，译名叫《风流寡妇》，如果改为《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吧……随着他们讨论的逐渐深入，两位文化大家最后达成一致，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两位老人兴高采烈地交谈，劲风吹拂白发，高粱也簌簌争响，像是在应和着他们的谈话。

这场关乎中国语文大众化的讨论，其实是在高粱地里完成的，两位老先生在那种环境下，还在想着中国语文大众化的问题，想着中国语文的出路问题，那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实在令人钦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