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惠娟

暑假来临，在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群英科技文化创业园的心飞扬青少年志愿服务中心，几位工作者正在兴致勃勃地为青少年策划志愿者活动，她们都曾是全职妈妈。谈起这份志愿者工作，她们兴奋地说，从事志愿服务活动，让她们对孩子的成长不再焦虑，而且也提升了对“母亲”这个职业的幸福感。

“作为全职妈妈，我们也曾焦虑过”

几年前，UC（统一通信）大数据发布的中国首份《中国妈妈“焦虑指数”报告》显示，子女入学等教育问题成为导致妈妈们焦虑的共同主因。报告还显示，全职妈焦虑指数高于职场妈妈。

心飞扬青少年志愿服务中心的发起人郑春玲曾经是一名幼儿园教师，随着女儿的出生，她更加意识到早期教育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孩子出生后，她便辞职成了全职妈妈。

和郑春玲一样，刘春凤也是因为家庭原因而选择了做“全职妈妈”。考虑到父母年纪都比较大了，身体和精力都不太适合照顾孩子，于是和爱人商量后，她选择了全职在家照顾孩子。

梁波成为全职妈妈那年，她的儿子吴宇昂正上小学二年级。“那会儿还没实行‘双减’，课后服务也没有跟上。孩子每天下午三点半放学，接送成了令家人头疼的事。”梁波说，彼时自己的父亲已瘫痪在床多年，公婆也已经八十多岁。万般无奈之下，她和爱人商量后决定辞职照顾孩子和老人。

成为“全职妈妈”的初期，因为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的成长和教育，她们三个人都感觉到了因自己的“付出”换来的家庭生活的稳定和生活质量的提升。没想到，时间没多久，全职妈“焦虑”便袭来……

在女儿1岁时的那个冬天，成为全职妈郑春玲开始焦虑。她白天照顾孩子的日常饮食起居以及家庭早教，累得顾不上多想。但等晚上孩子睡去后，她却感到特别的焦虑和迷茫，一个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无法入睡。“因为成为全职妈妈后，我的社交范围逐渐缩小，和以前的同事也渐渐不来往了。再加上先生经常出差，回家后也都将目光投到孩子身上……”这让郑春玲觉得，她的身份只是“孩子妈妈”，而不再是自己……

刘春凤的体验也是如此。成为全职妈妈后，虽然陪伴孩子的时间多了起来，但离开忙碌的工作岗位，时不时地会产生一些失落感。这种失落感慢慢堆积起来让她变得焦虑、迷茫。那段时间她特别敏感、易怒，经常把无名火发到爱人身上……“我也知道主要问题在我，所以业余时间也曾尝试去健身、和朋友聚会、做微商等，虽然有一些效果，但夜深人静时，那种莫名的失落和迷茫感还是会经常袭来。”

因为长时间单一的生活模式，造成了全职妈妈与社会的脱节，这也让梁波感觉到孤独和焦虑。而更让她难过的是，自己“全力付出”的生活状态不但没有得到孩子的理解和体恤，反而对他的成长出现了“负面影响”。有一次梁波让儿子自己洗袜子，几次提醒之后，儿子不耐烦地说：“妈，您就帮我洗了吧，反正您也不上班……”这句话刺痛了梁波的心，她觉得自己的生活状态，不能带给孩子积极拼搏的榜样的力量，而且长期下去会让孩子没了家庭责任感与担当意识。“如果这样发展下去，自己将成为孩子成长过程中很糟糕的榜样，也偏离了自己辞职在家的初心。”这是让梁波逼着自己找到属于内心成长的原动力。

转变观念、解放思想、重塑自己

“让全职妈妈最痛苦的，是失去了自我；最迷茫的，是看不到希望的未来。”全职妈真切体验，让郑春玲觉得，妈妈这个“职业”，不能只盯着孩子的“吃喝拉撒”和家里的柴米油盐，只有解放自己的观念，不断开阔自己的视野、提升自己的素养，才能成为孩子的好榜样，才能深远地影响孩子。在这样的认识下，她开始寻求心灵深处的成长。

而这个决定，其实也源于对女儿李东蔓“一块钱纠结”的触动。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学校组织向灾区捐款。郑春玲问女儿想捐多少钱？小东蔓伸出了一只手说“5块钱”。郑春玲示意她再多捐点，结果女儿歪着小脑袋想了半天，又伸出了小手说，“6块钱”。

这一块钱的纠结，让郑春玲反思自己的家庭教育方式出了问题，“成为全职妈妈后，我一直围绕着孩子转，在她的世界中一直都是被动地接受爱，所以内心不知道如何去爱别人。”当年8月，奥运会在北京召开，郑春玲看到了满大街的志愿蓝，便突发奇想，“可否通过参加志愿服务，来培养孩子的爱心和责任心呢？”于是，她开始留心带孩子参与公益活动。

“说实话，当时我的教育观念并没有真正转变过来，‘鸡娃’心切的我，视野也很狭窄，在培养孩子的这方面特别焦虑……”郑春玲从内心觉得，她天天围着孩子转，就应该从孩子的“成绩”中看到自己辛苦付出的“效果”，所以她将孩子的课外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奥数、英语、素质类的课程一样都不能少，“孩子上培训班，我跟着做笔记，每天忙得跟打仗似的，但孩子的一句话却深深地触动了我。”郑春玲回忆说，2012年为了备战“小升初”，她让孩子刷题，其中有一道奥数题，孩子折腾了一个晚上还是做不出来。“作为一名曾经的教育工作者，我在平时已经尽全力克制着情绪，希望不影响孩子，我也有意识通过学习来调整自己的情绪，但那一刻，我顿时情绪失控了，冲着女儿大吼大叫：你不好好学习，就考不上重点中学，上不了重点中学就上不了好大学，将来就没有好工作……”李东蔓边哭边说：“上不了重点就上不了，我就跟你一样，也做个全职妈妈……”瞬间，郑春玲号啕大哭。她觉得作为全职妈妈，自己特别委屈和失败。

也就是这次和女儿的“灵魂对话”，让郑春玲彻底开始思考自己的家庭教育和未来人生。

郑春玲发现，只要全身心投入志愿者活动当中，她和孩子的状态就都很好。自己的心也变得不那么焦虑了，亲子关系也变好了。而且志愿者活动，也让她找到了重新融入社会的新途径，找回了久违的职场幸福感。2014年8月，郑春玲便注册了“心飞扬青少年志愿服务中心”，并决定将志愿者服务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事业。而取名为“心飞扬”，是因为她希望让每个人因为爱的付出而善心飞扬。

郑春玲的行动也得到了很多妈妈们的热情参与。正当梁波担心孩子没有社会责任心时，她遇到了郑春玲，2015年，他们全家都注册成为心飞扬的志愿者。同一年，经历了全职妈妈带来的失落、迷茫感的刘春凤，在孩子1岁时，也成为一名志愿者，希望通过志愿者的奉献精神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重新找到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和价值感。

亲子共成长，为“母职”赋能

“最初，我抱着陪孩子参与活动的想法参与志愿者活动，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梁波说，加入心飞扬之后的七年时间里，她和孩子共参与了150余项志愿服务活动。“从国内到国际，从敬老院到儿福院，从儿童村到贫困山区，从环境保护到文明出行，从帮助艾滋妈妈生下健康的宝宝到为埃塞俄比亚饥饿儿童捐助粮食包……”梁波感到更有价值的是，她和孩子一起用行动为困难人群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为社会进步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如今，我儿子已经17岁了，新学期将成为一名高三生。他学习踏实努力，性格正直善良，而这一切得益于志愿服务。”让梁波更为幸福的是，如今已是北京市四星级志愿者的儿子成为中国SOS儿童村的一名助养人，“从此，他在西藏有了牵挂的人，他坚持每个月给助养的小朋友写信互动，用他的善良去呵护善良。”而当初陪着儿子参与志愿服务的梁波也从一名普通志愿者成长为心飞扬管理团队中的一员。“我积极参与团队建设与管理，虽然每天从早忙到晚，很辛苦，但是能为首都志愿服务工作贡献一份力量，很是开心。”由于出色的工作，梁波还被评为“北京市资深志愿服务文化推广师”“首都最美志愿者”。

刘春凤的女儿虽然只有8岁，但也参加了SOS儿童村助养人“一心一意一封信”活动。现在，她每个月都给远在拉萨的儿童村里的姐姐写信。这个习惯也源于4年前刘春凤第一次带女儿参加“爱心义卖会”的经历，“那是一个给SOS儿童村的孤儿和SOS妈妈募集善款的活动。没想到，孩子很快就喜欢上了义卖会这种形式。当我告诉她她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她很开心，从她稚嫩的小脸上我看到了满满的成就感。”7年的志愿者经历，带给刘春凤最大的收获是，作为全职妈妈，她全身心投入到心飞扬志愿者活动中，且已经成为管理团队中的一员。如今的她不再迷茫和失落，孩子阳光健康，家庭幸福和睦。“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帮别人更是帮自己。希望爱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里长成参天大树。”已是北京市五星级志愿者的刘春凤感觉收获满满。

“一路走来，家长和孩子们的变化都是很明显的。”让郑春玲欣慰的是，12年的公益活动不仅培养了女儿的爱心和责任心、锻炼提升了她的综合素养和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志愿者精神已成为孩子成长中的素养——2017年，已15岁的李东蔓组建了“SOWER（播种者）国际志愿服务联盟”，带领近千名志愿者，帮助非洲贫困儿童。从2018年开始，李东蔓成为了PBIC青少年公益创新国际挑战赛的辅导员和领队，连续4年带领几百名中学生参赛，策划帮助非洲贫困儿童的公益项目；2021年，李东蔓作为青年代表，参加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组织的“粮食系统主题对话会”活动，辅导中小学生就中国粮食系统的现状及所面临的食物匮乏、气候变化等问题进行了主题讨论，并将讨论结果向中国农业农村部领导进行了汇报……郑春玲显然更忙碌了，但她的家庭反而经营得更好了，今年郑春玲的家庭还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

在孩子们的眼中，妈精神状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初中前妈全职陪伴是我非常温暖、美好的回忆。”如今正在国外读大三的李东蔓表示，小时候妈妈营造的那份紧密、健康的母女关系，对她来说是一份独特的力量。但妈全职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家庭讨论的话题缺乏“多元性”。而后来因为长期参与志愿活动，对于他们来说，多了一个共同观察、体会世界的窗口。比如，我在北京八中发起的“爱加艾减”项目，意思是让爱心增加、艾滋减少，旨在帮助非洲的艾滋妈妈通过母婴阻断生下健康的孩子。在项目的执行中，我看到了在我们家以外，妈妈工作时的激情以及超强的行动力、组织力。同时我们从日常家务的“分工”，拓展到了志愿活动中的“合作”；日常趣事的“分享”以外，又增加了关于活动的“讨论协商”。2016年7月，联合国副秘书长西迪贝先生知道我们为艾滋妈妈所做的努力时，对我妈妈竖起了大拇指，说“感谢中国青少年和家庭对联合国的帮助！”女儿眼中的郑春玲很了不起。

梁波的儿子吴宇昂在谈到妈变化时也表示，小时候妈陪伴为他们现在良好的母子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那会他有时候也怕妈妈，“比如当作业写不好，琴没练好，或者犯了错时，她就会吼我，我当时都被吓傻了，常常不知所措。这样妈妈就会更气，然后进入一个无解的循环，觉得妈妈不再爱我了……”吴宇昂表示，现在妈心情变得特别好，她的目光不再局限于我学习的“一亩三分地”，每天为志愿者活动忙得不亦乐乎，“现在我们一家三口都做志愿者活动，也都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幸福地奔跑着。”吴宇昂说。

“心飞扬现在有注册志愿者1.6万多人，我们以‘志愿家庭’的创新模式，开展助老、助残、绿色环保、精准帮扶、文明旅游、导览讲解、国际公益等项目，多个项目被评为北京市的金牌项目，我们也被评为北京市最佳志愿服务组织。”让郑春玲感到最幸福的是，在做志愿服务活动的过程中，她结识并凝聚了一支全职妈妈志愿服务管理团队，而这个幸福的组织还被评为了“北京市三八红旗集体”。大家在做事业的同时，一起成长为“更称职更幸福”的好妈妈，也让更多的孩子们因奉献而走向幸福人生。

郑春玲（左二）带领孩子们在敬老院教老人做手工

梁波（右一）和儿子（左一）大雪天接送盲童参加公益活动

刘春凤在新疆和田图书馆为小读者作指导

记者手记：家长要善于重塑自己，和孩子共成长

作者：张惠娟

在“双减”一周年的时间节点上，我采访了三位曾经的全职妈妈，听她们讲述自己在育儿路上的纠结、焦虑以及观念的转变。她们的故事和经历，也让我对妈妈这个“职业”进行再思考。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郑春玲大姐。她快人快语，始终面带微笑，我很难将眼前的她和“鸡娃”这个词挂钩。然而，几年前，为了给孩子创造最好的学习条件，她和很多全职妈妈一样，将“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视为自己的教育目标；将参加各种培训班视为孩子学习进步的“法宝”；她的活动范围除了在灶台旁就是在接送孩子的路上，而她每天为之忙碌的内容就是孩子的生活日常。

然而，这种事无巨细的爱却成为孩子成长中沉重的压力。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树立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用正确思想、方法和行为教育未成年人养成良好思想、品行和习惯。”这是今年1月1日实施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对家庭的责任所作的阐述。确实，当父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需要有正确的育儿观、正确的亲子互动模式。而全职妈妈因为对孩子的过度关注，很有可能如文中所述，剥夺了孩子原本该有的家务锻炼，从而导致孩子爱的能力被剥夺。也因为对孩子的过度聚焦，从而导致过分焦虑，这种焦虑甚至在孩子身上传导从而变成过度的压力。也很可能因为信息的匮乏，对变化的社会缺乏理解而导致视野受限，而孩子的培养是指向未来的。

没有人天生就会当父母，父母自己也需要不断地学习提高。难能可贵的是，采访中，郑春玲、梁波、刘春凤这三位妈妈在发现孩子成长中的问题以及自己所面临的困难挑战时，善于反思，敢于正视问题，并能以积极向上的姿态寻求改变，最终重塑了自己。从而再次找到了人生的价值感，也从保姆型妈妈最终转型成为孩子成长中的伙伴，甚至成为好榜样，引领了孩子的成长。

俗话说，“家长好一分，孩子好十分。”一位负责任的家长，不仅要做好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还要努力做好孩子的“终身老师”。这便要求家长不断重塑自己，和孩子一起进步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