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邓伟志考入上海财经学院（现上海财大，后来和上海社科院等合并）时的留影。

我于1960年从上海社科院经济系本科毕业，那个年代我们的座右铭是“一切听从祖国召唤”。1960年3月下旬，我在毕业志愿表上写了首打油诗，表达了自己“哪里需要哪里去”的心愿，后来，我被分配到上海社科院学习室工作。

1961年，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农委主任刘瑞龙、副主任杨谷带领工作组来到江苏省常熟县白茆公社。我是工作组的一个成员，当时大学毕业不到一年，是标准的“三门干部”，缺乏实际工作经验。

到白茆以后，我立即响应号召，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但我深感我的语言农民听不进。我向刘瑞龙、杨谷方讲述了心中的苦闷。他们说，“正好！白茆是山歌之乡，你抽时间去采采风”。

在采风过程中，我深刻认识到，劳动者生活、战斗在变革自然的最前沿，他们的语言最生动形象，最平易近人，最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几十年来，白茆采风与白茆山歌一直印在我脑海中，督促我转文风，鞭策我走基层。

图为邓伟志在白茆采访白茆山歌歌手

我一直对民族调查有着浓厚兴趣。1976年我与徐永庆、朱长超考察古人类遗址。先到广西，再到贵州，最后去云南。云南当时的省立博物馆少数民族资料还不够丰富，与博物馆沟通后，我们决心到中越边境的云南金平县苦聪人村落调查。

到苦聪人聚居地非常艰难。先坐小火车，再转汽车。到了金平县，只能骑马了。骑马对我不难，但没想到在十万大山只能走马，不能跑马。尽管小心翼翼，仍然有次马失前蹄，我摔下来，滚下悬崖。幸运的是，我被一棵树拦住，保住性命。在从悬崖下抓住野草和荆棘往上爬的过程中，双手满是鲜血。再往前走，必须披荆斩棘，但马怕疼不肯走，我们只好步行。

下要防荆棘下的毒蛇，上要防趴在荆棘上的蚂蟥。我们一行三人和向导都是男性，每走一会儿，就把衣服脱掉，彼此查看身上有无蚂蟥。有的话，就一掌拍落。走出雨林区，要爬红军长征时过的那种铁索桥，桥下是滔滔洪水和万丈悬崖。过了铁索桥，要徒步趟激流，然后爬陡坡，再要走110里的山路。

通过这次艰难的调查，我对苦聪人的生产方式、发展状况、民族意识有了直观认识，对我国的民族政策、民族问题有了深层次的思考，并呈报相关机构和领导。

刚参加工作时，杨永直、李培南、庞季云等都教育我多读书，多调研，多练笔。这“三多”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成了我终生的座在铭。多年来，我牢记导师“要沉到底调查”的教导，喜欢往下面跑。“沉到底调查”给我的最大启发是：老百姓嘴里没套话，笑声、哭声、叫喊声，我声声入耳，倾听人民之声是理论工作者的使命。泥土是生产社会学理论的沃土。文章要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这些年来，我出了30来本著作（含合著），写了一两千多万字，出版了25卷本《邓伟志全集》。我虽崇敬、信奉李大钊的“妙手著文章”，但是我没有本事完全做到，我是“秃笔写文章”。

如今我年已八十有五。我牢记一位劳模的话：“小车不倒只管推”，我将继续对科学不断求证，继续对真理不懈追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全部力量。

口述 邓伟志

整理 毕伟

约稿人：贾元昌

邓伟志  简介：邓伟志（1938～），安徽萧县人。民进第七届中央常委、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民进中央副主席，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