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 李晓明

在我看来，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建设发展，当下我国青年科技人才队伍中，不但有大量先天禀赋优秀的年轻人，而且他们也有了开阔的视野，受到了很好的学术训练，已经成为支撑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巨大战略储备。为了让这种储备转化为实现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磅礴力量，除了还有些生活方面的实际困难需要解决外，更需要一种风尚，一种科学精神指引下的问题导向、攻坚克难、心无旁骛、乐在其中的精神风尚。我们的舆论和政策导向，应该为这种风尚的形成努力。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青年科技人才队伍规模的基础已经非常可观。数据表明，美国每年工程类大学毕业生7万，印度35万，中国60万，其中当然就有大量禀赋优秀的年轻人。因此，当下中国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问题主要不是规模问题。

回顾过去40多年，大致可以用世纪之交作为一个分界。在那之前，是否发表论文不是那么重要，人才评价主要看做成了什么。21世纪以来，随着“SCI”作为一个词语的流行，论文的重要性终于被广泛认识到了，于是论文越发越好。迄今，几乎所有发表论文的渠道和平台，无论多么顶级，都被我国科技人员攻破了。其中既有海归的贡献，也有越来越多土生土长的人才的贡献。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其意义在于，青年科技人员不再只是面向目标凭着感觉走，而是掌握了国际学术界多年形成且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范式和方法，提出一个定理，知道什么叫得到了证明；提出一项技术，知道要做哪些实验验证才算可靠。这样就有可能做出可以沉淀下来的知识贡献，也就有可能为人类科学大厦添砖加瓦。可以说，过去20年来，引进与培养并重，我国在各个领域都有了一支不仅规模宏大，而且既了解世界科技前沿，也有很强科研能力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队伍建设成就。

然而，近年来有两种相关的社会情绪交织在舆论场中。一是人才与成果的关系问题。人才很多很好了，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好像也渐渐给足了，但从产出的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成果看，似乎不尽如人意，所谓原创性、颠覆性的成果不够多，亦有“卡脖子”的情况；二是青年科技人才自身的焦虑和压力，尤其到了项目申请和各类人才的申请评审季，情况会更加突出。

如何认识这样的状况？

我认为，这首先是一个发展的阶段性问题。虽然我们改革开放有40多年了，但我国科技人才大规模地融入国际科技发展的主流应该是近20年的事情，其标志就是有能力在任何高端学术平台持续发表论文，同时整体上成为论文发表大国。包括从博士生开始的青年科技人才在其中已是主力军。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个值得肯定的发展阶段。

不过，论文发表也有它自身的问题。科技论文是一个发展成熟的庞大王国，展现出一个公认的“不断进步”的阶梯。先是可以数数，接着有是否“SCI”之分，后有各种分区之别，再有是否顶级会议顶级期刊之论。再加上后来又出了个大学排行榜的说法，单位有压力了，自然传导到每一个人。这些东西看起来是“客观的”，似乎作为人才评价和资源分配的指南也就无可厚非了。按照论文发表情况戴各种“帽子”办起来也就是最高效率的，而且大致上也不会错。于是，展现在青年科技人才面前的，就是一条清晰的奋斗之路：不断发出更多、在那种阶梯意义下更好的文章。当这种情况形成一种共识，内卷也就开始了。

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对青年科技人才有更高期待的同时，应该也有更多的信任，在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的同时，也要有更高的要求。要从舆论和政策实践上克服或者摒弃一些先前可能合理但现在已不合时宜的认识和做法。过去十年里来，人们持续关注的一个抓手是科技评价，最后聚焦在希望从“五唯”困境中解套出来，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例如不一定非得高级职称才能申请课题。

我认为，还可以强调“两脱钩”，第一是将发表和收入脱钩，要从舆论上唾弃，从实践上取消一篇文章多少奖金之类的激励举措。第二是将“帽子”和待遇脱钩。“帽子”和奖项有它们积极的意义，应该是体现在学术共同体中认可的荣誉，但今天带上“帽子”，明天工资就翻番甚至更多的做法不能再继续了。待遇要和工作岗位责任有关，而责任不能定位在发几篇什么样的论文上。青年科技人才当然应该有适当的待遇，有差别也是自然的，但不应该采取这类立竿见影的方式，会造成过度功利化的问题，对没有“帽子”的广大青年科技人才不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