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张洪春 整理/本报记者 刘喜梅 通讯员 韩毅

42年前，填报高考志愿时，我的梦想是大学毕业后能够回到县城，在文化馆做一名电影放映员或为一名农业技术员。现在，我也很庆幸当年没有被第一志愿录取，而不经意间“改道”走上“医”路。

学医，是一条漫长又辛苦的路。但做医生，却能让人矢志不渝。

在学习中对中医萌生兴趣

我的大学就读于山东中医学院（现山东中医药大学）。1980年时，坐落于济南千佛山脚下的校园，百废待兴。新入校的学生里，大概有120名男生，全部男同学被安排住在一个没有任何隔断的小礼堂内，连起来的大通铺一览无余，几乎每个人都没有生活上的秘密。但这种开放式的宿舍生活，也让同学们有了更多的学习交流和相互督促的机会。

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那时学校里还没有电风扇，同学们就经常聚集在路灯下背诵《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黄帝内经》等经典医书。我当时学习这些医书不很顺利，因为脑子里还没有形成中医思维，我对“辨证施治”“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等理论总是不甚理解，总觉得这些东西太过于抽象，背诵起来也格外辛苦。所以，经常会羡慕隔壁山东医学院的学生，在学习时经常能够根据解剖的模型来理解和吸纳新知识。

我开始学习中医的状态是有些矛盾的，一边困扰于理论的学习难懂，一边又急切地期待理论能够应用于实践，恨不得立马就能够给病人看病。其实，理论的临床实践，是多数同学共同期待的事。结果是，学生们自己成了理论的实践对象。比如，在学习针灸理论的时候，腿上的足三里穴位就很“不幸”地成了被针刺最多的地方。这种练习，在学生自己或同学之间持续上演，也让我们大家苦中作乐，渐渐对中医萌生了兴趣。

在导师带领下确定专业方向

我的专业方向是中医肺病及脾胃病。这一方向，是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确定的。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导师，均为晁恩祥国医大师，他在中医肺病领域建树卓越，有中医“呼吸科泰斗”之称。

说起能够成为晁老师的学生，还有一段插曲。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了老家邹城，在邹城人民医院工作了三年。后来因为妻子（大学同学）决心要考硕士研究生，我就以“陪考”的身份也报考了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最终两人同时上榜。我也自此，“有缘”投入到晁老师门下。

晁老师在多种场合经常会反问学生们：“中医为什么能够长盛不衰？”学生们的答案常五花八门，晁老师的答案却始终亘古如一：因为中医临床的有效。“中医真的有疗效吗？”说实话，即便当时已经在读晁老师的研究生，我对这个问题也常常自我提出疑问。打消我的疑虑的，正是中医的临床疗效。

还记得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一位孕妇因为汽车尾气的刺激，突然哮喘发作被送到中日友好医院的急诊室。孕妇用药有很多禁忌，急诊科医生做了简单的应急处理后就把患者收到了中医肺脾科来了。结果患者服用晁老师几服中药下去，病情就得到了缓解。

这个病人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加深了我学习中医、从事中医的信心。要知道，医学界有句流传甚广的古话，叫“外科不治癣，内科不治喘”，其实也说明了喘病是疑难杂症，但晁老师让我见识了中医对疑难杂症也具备很好的疗效。与此同时，我发现晁老师为慢阻肺病人开出的药方，同样疗效突出。我的爷爷曾经被慢阻肺困扰了很多年，我时常感慨，如果当时能够找到晁老师医治，爷爷就可以免去很多痛苦。这些经历，都让我坚定地跟随晁老师在中医肺病领域精耕细作。

传承并发扬老师的学术思想

传承创新，是振兴中医药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医药人才培养的重要路径。师承晁恩祥老师，我除了学习、传承他的学术思想，也在此基础上作出了一些自己的贡献。

跟随晁老师出诊的过程中，我发现晁老师治疗哮喘善用祛风药，如麻黄、地龙、牛蒡子、苏叶、蝉衣等，就在此基础上，在老师指导下，通过硕士、博士两个阶段临床与实验研究，提出并完善了“从风论治咳喘”观点。这一观点率先明确了“风盛痰阻、气道挛急”是哮喘发作期主要病机，随后又围绕其开展了“风哮”“风咳”的证候学研究等，相关成果被纳入学会咳嗽、哮病诊疗指南与教材。

呼吸道病毒感染疾病中医药优势研究，也是我专注的领域，比如中医药治疗流感。

在流感治疗领域，我的主要工作是证候研究，比如说今年的流感和去年相比有什么区别，中医认为就是证候的不同。作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岗位科学家，在系统观察了2000多例流感患者之后，我和团队做出一个流感证候的识别系统。根据这一系统，我们能够快速识别本年度的流感是风寒型还是风热型，或者是以热为主的表寒里热证。其中，首次提出的流感表寒里热证候，填补了相关指南的空白。

什么是表寒里热证呢？就是内热被外寒所包住，表现为内热加外寒的症状，这实际上是北方流感患者的主要类型。此类型的流感患者，常既发热也怕冷，全身酸痛，眼眶疼，口渴、鼻干等，既有风寒的也有内热的症状。我和团队的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治疗风热证流感的中成药较多，但是治疗风寒证、表寒里热证流感的中成药药物却没有。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上，我们总结了古代的用药规律，又结合晁老师的用药经验，形成了“解表清里方”，现已实现了专利成果转让。

值得一提的是，围绕哮喘和慢阻肺的固本治疗，我和团队的研究还分别被纳入了科技部“十一五”“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也获得了多项国家自然基金的支持。我作为第一作者完成的《晁恩祥国医大师肺系病诊疗学术思想整理与挖掘》项目，则获得了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在该项目的研究基础上，我们已经建立了国医大师病例数据库及数字化平台。评奖专家组认为，这一项目研究对晁恩祥国医大师诊治中医肺系常见病、危重症、新发传染病及内伤杂病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规范、全方位的整理、总结和研究，推动了全国中医肺系病诊治学术水平与临床能力提升，促进了相关病种临床路径方案优化，对全国中医肺系病学科发展具有非常深远的指导意义。

在晁老师指导下，作为中华中医药学会肺系病分会主任委员，我还组织或参与了《中医常见病诊疗指南》、《咳嗽中医诊疗专家共识》、《支气管哮喘中医诊疗专家共识》、《流行性感冒中药新药指导原则》，以及甲型H1NI流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10多个常见肺系疾病中医证候诊断标准和诊疗指南的编写工作，对肺系病中医诊治规范化做出了努力。

我所取得的一些成绩，大都是在导师的指导下所进行的创新。晁老师一直期望学生们既能够传承他的学术思想，又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样才能够真正将中医发扬光大。

现在，我也做了研究生导师，并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聘请为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也带出了一些学生和徒弟，他们之中的不少人已经成为了多家医院中医科的青年骨干。比如，学生余学庆被评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河南省优秀专家、河南省“中原千人计划”中原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河南省中医药拔尖人才，徒弟马科为四川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先进个人，研究生王珏云为北京市优秀毕业生、国家卫健委直属部门优秀团员。

我也希望，我的学生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新平台新起点再出发

2018年，我成了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五年来，我主要围绕“中西医并重发展”“中医药特色优势发挥及人才培养”“中医药参与疫情防控的体制机制建立”以及“中医药助力乡村建设”等话题建言资政。如果要谈一下履职感受，我有三个深刻的体会：一是个人的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明显提高；二是中医药并重发展迎来了最好的时代；三是政协“选小切口做大文章”的工作方法格外实用，可以推广到各行业工作中去。

坦白讲，刚成为政协委员时，对于写提案我是战战兢兢，生怕不得要领。但秉持“没有调研就写不了提案”的工作准则，我经过深入调研并反复修改提案，现在的履职水平已经显著提高。并且，一次次的切实调研和一份份精心准备提案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我的大局意识比以前更强了，看问题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也真正理解了“小切口大文章”的含义，并将这一工作方法运用到我的实际工作生活中，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作为一名中医医生，我也很庆幸自己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见证着中西医并重发展迎来春天。

2020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专家学者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中西医并重发展是中医药人的共同心愿，中医之所以能够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过程中发挥并重作用，与西医一同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除了有国家的高度重视，也跟多年来众多政协委员的呼吁推动分不开。可以说，政协委员的建言资政与国家战略同频跳动，既为中医药的传承创新发展注入了鲜活动力，也让委员们有了更强烈的履职成就感。我很荣幸，在这个队伍之中。

几天之前，国家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心正式落户中日友好医院。根据规划，这一中心将充分发挥现有优势，进一步整合资源，打造中西医结合医疗、教学、科研和管理平台，通过系统开展中西医结合疑难危重症诊断治疗，示范推广中西医结合临床适宜技术，培养中西医结合学科带头人和技术骨干，以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解决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探索建立中西医协同创新管理机制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新医学。作为中日友好医院中医部主任，在新的平台上，我们需要作出新的成绩，才能不负国家使命。

“踔厉奋发，笃行不怠。”此次获评“全国名中医”，说实话压力并不小。一方面，通过重新审视自己，更加发觉自身与很多前辈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另一方面，获得这个称号也需要自此更加严厉地鞭策自己成为年轻医生的榜样，而这榜样的力量就要求我要再努力一些，做得更好一些。

（张洪春：全国政协委员，中日友好医院中医部、保健医疗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