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华北军政大学（简称华北军大）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我党我军当时办学规模最大的军政学府。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我们重温当时在华北军大学习的台湾队学员和教员的故事，可以体会到他们心系家乡父老，肩负职责使命，用青春和热血书写的生命赞歌。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台盟代表合影。左起：田富达、杨克煌、谢雪红、李伟光、王天强、林铿生（候补）。

华北军政大学的创建

1947年，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飞速发展，正面战场即将迎来更大规模的战略反攻，全国解放已成定局，当前的战争和未来的国家建设都需要大批的优秀人才。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提议，将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同时提出创办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赞同。

1948年3月底，毛泽东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会见了叶剑英，告诉他：今后战争的规模将越打越大，我们的干部缺少指挥大部队作战的经验，需要重新学习。中央拟在华北办一所军政大学，想让你去当校长兼政委，你看怎样？叶剑英表示服从组织安排。5月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城南庄会议决定，发出了《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管辖境地及人选的通知》。通知要求将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并成立华北中央局、华北人民政府、华北军区等机构，委托华北局创办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

为了工作方便，中共中央决定叶剑英兼任华北局委员，按照创办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的办法，将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步兵学校和晋冀鲁豫军政大学、陆军中学、青年教导团5个单位合并组建成华北军政大学，校本部驻在石家庄获鹿县南新城村，管辖周围的陈庄、西兵营、南兵营等多个教学点。

1948年5月23日，叶剑英来到南新城村，华北军大的筹建工作由此拉开序幕。6月11日，华北军大在南新城村西的树林里召开了连以上800多人参加的大会。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华北军区正式宣布军大成立和人员任职命令。叶剑英任华北军大校长兼政委、萧克任副校长、朱良才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学校下设政治、教育、校务三个部和校办公室，大部下面设二级部及处或科，校领导和三大机关直接领导各学员大队。

针对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经历各不相同的情况，华北军大对全校学员进行考核和分科编队。全校学员编成八个大队和三个直属队。八个大队分别是：一个团级干部大队，两个营级干部大队，一个政治干部大队，一个青年大队，一个参谋大队，一个工兵大队，一个炮兵大队。三个直属队：台湾队、华南队及高干队。

1948年7月1日下午5点半，华北军大隆重举行庆祝“七一”暨华北军政大学开学典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及华北、华东、中原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代表出席大会。朱德总司令在叶剑英、萧克、朱良才的陪同下，乘坐吉普车检阅了步兵方队和坦克车队。朱德总司令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对华北军大的成立表示慰问和祝贺，他指出：华北军政大学是在继承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的传统基础上，适应解放战线形势的需要而创办起来的，任重而道远。他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学校办好，为人民立功。

1950年5月18日，在华北军大毕业的台盟盟员。

台湾队学员和教员

为解放台湾准备干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从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中抽调一批台籍战士到华北军大台湾队培养。1947年5月，在刘邓大军六纵队17旅51团的田富达和其他160多位台籍战士经过选拨，被送往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台湾队学习，后到华北军大台湾队学习。据田富达回忆：

我们打下汤阴以后，准备过黄河，部队下令让我们台湾省籍的战士集中，要送我们到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去学习。并不是所有的台湾人都去，个别有技术的，像炮兵、会开车的，前线有需要，他们就跟着南下了。当时我们感动得都哭了。离开战友撤离前线，我们还真有些不舍。那时发生了“二·二八”事件，中央3月发表社论，传达到前线已经是5月了。传达文件的同时告诉我们要去军大学习，所以大家都很感动。晋冀鲁豫军大是刘邓部队的，当时在邢台地区的南固县，后来刘邓部队过黄河南下，把我们送到了华北军大。军大离运河很近，我们在军大学文化，学时事，开始主要是阶级教育，为了配合土地改革。正好刚颁布新的土地改革法，我们也学习。那时我普通话水平不太好，慢慢听，慢慢提高。

1948年1月，台湾青年林东海和周明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之后，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精心安排下，他们经海路绕过国民党的封锁线，经由韩国仁川到达胶东解放区。10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介绍，一起到石家庄华北军大台湾队学习。

叶剑英得知林东海和周明报到后，专门接见了他们，并与他俩共进晚餐。林东海将自己的家庭出身和参加革命的感想进行了汇报。叶剑英鼓励他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你虽然出身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家庭，但毅然参加革命，说明你的决心很大，共产党欢迎更多像你这样的台湾青年参加革命队伍。你要好好学习，当个好军人。”叶剑英的殷切关怀和期望，使林东海受益匪浅，终生难忘。在华北军大，林东海认真学习，刻苦锻炼，各项成绩名列前茅。1949年3月1日是林东海终生难忘的日子，这天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配合解放台湾工作，台盟积极推荐台湾青年到华北军大参军学习。1949年10月，从台湾脱险而来的郑鸿溪、朱实、郑励志等台湾青年在台盟的介绍下来到华北军大长辛店分校。他们憧憬着不久将会随着解放军解放台湾，再次回到家乡。

多年后，受到台盟总部主席谢雪红热情接待的郑励志回忆道：

“到了台盟，接待我的是郭炤烈同志(当时任台盟华北总支部副主委)。当他知道了我的来意，随即把我引见给正在该处办公的谢雪红主席和杨克煌秘书长。当时谢雪红主席身着人民装，和蔼可亲，她让我坐下来，询问来到大陆的经过。我答以在台湾，在香港，大学都读不成，希望在北京能实现读大学的愿望。她说，“你的愿望是好的，可是现在正规的大学早已开学了，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解放台湾，最近从台湾来了好多位年轻人，我们都介绍他们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政大学，你也去那里吧，让我们一起打回老家去”。我欣然接受她的建议。她又告诉我说，“后天我们一起走吧”。

1949年10月16日上午，郑励志随谢雪红、杨克煌、林铿生等一行五六人分乘两辆小车，赴华北军大长辛店分校。行至卢沟桥时，谢雪红叫大家下车。当他们面对宛平城的残壁断垣，滔滔东去的永定河水，特别是桥石栏上的几百尊精刻石狮，不禁心潮起伏。谢雪红特别激动，她抚摸着石狮反复说，这里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见证，他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近中午时，他们到达长辛店槐树岭。午饭后，郑励志告别了谢雪红一行，独自到军大第一总队接受入学考试，并被录取。第二天，他带着行李到华北军大报到，行前向谢雪红辞行。谢雪红一再叮嘱他：要学好本领，打回老家去。

谢雪红等台盟领导十分关心台湾队学员的学习和生活，常常写信给他们。她在信中写道：“听说，你们成立研究小组，我是很赞成的。可是，我希望要着重学习把握各种政策，取得多方面的经验教训，并平常考虑各项政策应如何在台湾实行，研究具体办法，这是最重要的。”当得知台湾队有些同志身体很差时，谢雪红谆谆告诫他们：“我特希望你们应该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因为如身体不好，任何事情都不会做出来，将来的工作必然的时时刻刻都要忙，都要很紧张，所以需要强壮的体力才能执行。以这样说，你们不要以为照顾自己的身体是一种‘个人主义’，绝不是的，你们的身体已经不是你们自己的，应该要好好的照顾。”

台湾队成立以后，学员们开始接受正规教育。虽然他们平日里刻苦努力学习，但由于大部分学员的普通话水平和自身的文化程度差异很大，不少学员听起课来非常吃力，收获甚微。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叶剑英专门致函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冯文彬，借调台籍干部杨诚同志去华北军大担任台湾队政委，主持台湾队的培训工作。杨诚来了以后，按学员文化程度分班，因材施教。选聘会讲闽南语的教师来队授课，提高学员听课效果。当时的台籍教员有文英、冯志坚、林云、朱天顺等，他们和学员们交流起来没有语言障碍，很多疑惑通过师生交流迎刃而解。

叶剑英等校领导对杨诚的工作予以高度评价，在其鉴定材料中写道：“杨诚同志在军大帮忙数月，为台湾队搞好今后的学习创造许多有利条件，建立了初步基础，我们深为感激。”田富达回忆起当年的学习情景时，深情地说：“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是杨政委在台湾队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但他对台湾队的建设、对台籍干部的培训，花费了不少心血，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会上，台盟盟员林东海（右二）、林云（左二）与战友陈增坤（左一）、廖先景（右三）、郑森洲（右一）等代表华北军政大学台湾队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旗，表达“打到台湾去，解放全中国”的决心。

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旗

新中国成立前夕，谢雪红和杨克煌专程赶到石家庄看望全体台湾队学员，同时找台湾队副队长廖先景和指导员张省吾商量，说是台湾队学习快要结业了，大家就要奔赴新的战斗岗位，是否要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时，派几位代表去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献锦旗、表决心。“这个主意好！”廖先景和张省吾一听连声说好。

经过商量，林东海、林云、陈增坤、廖先景、郑森洲等战友被推选为台湾队的代表，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会上献旗。当他们走进会场时，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廖先景和战友们激动地走上主席台，把一面绣有“愿在你的领导下为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建设而奋斗”的锦旗献给毛主席、朱总司令。

廖先景回忆道：“毛主席要我转达他对台湾队全体同志的亲切问候，勉励我们要努力学习、练好本领为解放台湾、解放全中国作贡献。在主席台上的其他中央领导周恩来、刘少奇等都与我们一一亲切握手问候。当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我做梦也想不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时期被强征去当兵受尽折磨死里逃生，台湾光复后又被国民党军队骗去当兵、再被送来大陆参加打内战的我，竟然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共产党员，还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光荣，也是台湾队全体同志、台湾人民的光荣。可惜由于我们的心情过于激动，竟把战友们委托我在见到毛主席时代大家问候的话忘得一干二净。”随后林云代表台湾队学员向大会宣读了“打到台湾去，解放全中国”的决心书。

台湾队学员献旗结束后，谢雪红、杨克煌、李伟光、王天强、田富达、林铿生等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台盟代表，纷纷跑过去与他们亲切握手。李伟光回忆道：“不仅是几位参加政协代表或台湾队同志们的光荣，更是650万全体台胞的光荣。”

参与筹备新政协、见证新中国诞生

在新政协筹备会议召开期间，周恩来询问台湾省人民如何产生代表前来赴会，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认为，台盟是台湾省人民的革命组织，一直从事台湾人民的解放运动，故可考虑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单位来参加会议。周恩来对此表示赞同。6月19日，李维汉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的说明》，提出：“党派单位方面增加了三个：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这三个单位应该增加。”同日，会议通过《关于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决定台盟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参加新政协，代表名额5人，候补代表1人。其中5个代表中要有一个台湾高山族。

据田富达回忆：“汉族的同志好办，有谢雪红、杨克煌、李伟光、王天强，但是高山族的代表需要寻找。谢雪红提出战争时代有不少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在部队里，只不过太分散了。她先跟华东局谈，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这时，中央统战部提出，华北军大有一个台湾队，里面有一个台湾少数民族班，是不是可以从那里找找看。这样就委托华北军大找到了我们台湾少数民族班。班里一讨论，大家都推选我。我说我不行啊，因为有几个比我先入党的，还有一个是副区队长，是阿美人，我听说他的水平高，曾经在华东行政委员会民政部工作过，但是最后还是定了由我去当这个代表。”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开幕。谢雪红、杨克煌、李伟光、王天强、田富达、林铿生（候补代表）作为台盟代表出席了会议。9月22日，会议通过主席团提议设立6个分组委员会，田富达在宣言起草委员会。9月27日，台盟代表田富达在大会会发言，他说：“我是参加政协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单位中的少数民族——高山族人民的代表。在这个会议中能有人口仅30万左右的高山族人民自己的代表参加，使我极感到从来未有过的无限的兴奋与光荣！”

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田富达怀着激动的心情和其他政协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当天，华北军大台湾队学员从石家庄乘火车来北京参加开国大典。他们站立在金水桥畔东面的华表前观礼，不论是观看天安门城楼，还是观看游行队伍都是最佳位置。台湾队学员王宏回忆道：“这一天，我第一次远远地望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心情激动得久久不能平息。之后，台湾队前往北京郊区长辛店的华北军大分校。11月，朱德总司令来出席台湾队的毕业典礼并与大家合影。我们拿到的是一寸黑白照片，至今我仍然珍藏着。”

“要打回台湾去”

1949年11月1日，华北军大台湾队在长辛店举行毕业典礼。谢雪红、林铿生、杨诚等陪同朱德看望台湾队学员。朱德讲道：“台湾队的同学毕业后，要打回台湾去，这是同学们的希望，也是同学们的光荣任务。我们一定要解放中国所有的领土，包括台湾在内，大家必须明确台湾永远是中国人民的。”那时天气已冷，朱总司令勉励的话语深深地温暖了他们的心。

谢雪红接着指出：“目前的台湾，由于反动派还在那里作最后的挣扎，施行残暴统治，人民的生存已受到严重的威胁。因此台湾人民都在迫切的期待你们赶快打到台湾去，解放你们的父母妻子兄弟姊妹和你们的朋友们。”林铿生讲道：“中央人民政府首长们对台湾的解放如此关心，我代表台湾人民向中央人民政府致敬。同学们在军大的培养下，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是各位同学们的收获，要把这带到台湾去！”林裕彰代表学员表示：“我们要坚决服从上级的命令，完成艰巨而伟大的进军任务。以解放蒋匪最后基地台湾，粉碎美帝的侵略阴谋！”大会在热烈的口号声中散会。

华北军大台湾队学员毕业后，纷纷南下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为解放台湾做准备。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致使解放台湾的计划被迫停止。华北军大台湾队的学员们有的投身抗美援朝运动，有的到华东革命大学继续深造，有的转业到台盟工作，并逐渐成为对台工作的骨干，为祖国统一大业奋斗了一生。

（作者单位：台盟中央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