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 孔令智

在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漫谈群”开设的“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专栏，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中央常委孔令智讲述了75年来，一代又一代台盟人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团结合作，走过光荣历程的故事。

▲ 1950年，部分台训团团员欢送参加抗美援朝的黄辛潘（又名黄幸、前排左三）同志。

响应伟大的号召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当时刚成立不久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迅速响应，坚决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积极参与筹备新政协，见证新中国的诞生。

1948年5月1日，台盟在香港出版的《新台湾丛刊》第6辑，开卷首篇为标明“新华社陕北三十日电”的新华社电讯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今年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二篇题为《一个响亮的号召》，对“五一口号”予以热烈响应。

《一个响亮的号召》文中呼吁：“一切爱国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必须在这个胜利的前夜加强各方面的工作，加强和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更虚心地去征询和收集他们对于将来人民代表大会和联合政府的意见，准备好一切迎接新形势到来的必要条件。让我们为担负起历史所赋予我们这一代的重要任务而胜利前进吧！”

另一篇《响应伟大的号召》明确表示：“今年劳动节由中共中央发布出来的纪念口号，是给全中国人民的一个奋斗指针，而对蒋管区的全体被压迫的人民，无疑的也是一枝鲜明的标志，全国人民无一不在希求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赶快实现。所以听到这个伟大的口号，我们觉得每一个中国人民都必须立即更加团结起来，为着争取全国的胜利而共同奋斗。”

1948年5月7日，台盟在香港《华商报》公开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号召台湾同胞：“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配合全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广泛地展开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台湾分离运动的各种斗争，准备参加‘政协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联合政府’。”

台盟前辈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

台盟中央原副主席田富达第一次与毛泽东主席握手，是在1949年的9月2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大会安排田富达代表台湾高山族发言：“发言完了我实在控制不住了，跑下台去到毛主席那里跟他握手。他身旁没有什么警卫，会场中间是过道，毛主席在东边第一张桌子后面坐着，西边第一个是朱总司令。我去握手的时候很激动，话也说不出，只说了一句毛主席好，主席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太激动了！”

田富达第二次与毛主席握手是在北京饭店，那是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这时的田富达已经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了。他回忆说：“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会见代表时，别人就介绍我，这是台湾的少数民族。想不到毛主席一下子认出我来。我一激动，上去就握手了。本来规定是不许握手的。回去以后我向国家民委主任检讨，我说对不起，我犯错误了。他说没关系。”田富达至今仍然珍藏着毛泽东亲笔签名的民委委员通知书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成为他心中最珍贵的回忆。

20世纪60年代，蔡子民在中日友好协会任职，经常有大量的迎来送往活动。他负责联络解决客人提出的要求，其中很多就是希望见到周恩来。为了早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恩来每接到中日友好协会送去的报告，不论多忙，总会抽出时间安排会见，蔡子民也总作为中方陪同人员参加。回忆起会见的过程，蔡子民深情地说：“周总理习惯于晚间工作，所以接见外宾的活动一般都安排在半夜。他把一天的政务工作忙完之后，再把我们叫去，交代一些要注意的问题。每次会见，周总理都能从中日两国的前途出发，分析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意义，说这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他讲得十分精辟，令日本客人听了很折服。”

日本有个创价学会，属于宗教组织，但也进行一些政治活动。一天，创价学会的成员来访，中日友好协会的同志拿不定主意是否接待，便请示周总理。当晚9点多钟，周恩来召集从事对日本工作的同志开会，一个个地询问：“创价学会是怎么回事？”好多人被问住了。此时蔡子民介绍了一些情况，周恩来很满意，大声说：“你怎么坐在后面？到前面来嘛！”使当时还是个年轻人的蔡子民感到很温暖，也很激动。

▲ 1949年9月27日，台盟政协代表田富达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台盟力量

1950年6月25日，美国武装干涉朝鲜战争。1950年6月29日，台盟总部主席谢雪红对新华社发表谈话，她说：全国人民，特别是台湾同胞应该一齐奋起，起来响应周总理的号召，以我们人民的力量来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以人民的力量来保证“台湾属于中国”这个“永远不能改变”的事实。随后，台盟总部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号召广大台湾同胞团结起来，反对美国侵略朝鲜和中国台湾，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

在此期间，台盟总部积极动员盟员和生活在大陆的台胞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其中，台盟盟员、中国医学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谢知母参加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工作，在查清和揭露美帝发动反人类的细菌战罪行中积极有为，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丁光辉、蔡管仲、魏正明荣立中国人民志愿军三等功，林东海、王宏荣立四等功。

盟员林东海参加第一批赴朝作战。一次，上级命令林东海带几个人往敌后的一个小山沟侦察，寻找敌人防守薄弱之处。林东海带领侦察小分队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终于找到了一条通往敌人背后的小路。我作战部队通过这条便道对敌人发起进攻，一举歼灭了据守柳潭里的美军。林东海因提供了准确的情报而荣立四等功。

盟员黄幸在朝鲜一共待了3年4个月，经历了从二次战役到五次战役，直到后来坑道里的战斗。他说：“打仗确实不容易，那时我们部队装备比较差，后勤供应也很困难。我们的部队经常是打得很快，穿插进去把敌人围住了，但给养跟不上，弹药也用完了，无法继续战斗，围住的敌人照样可以跑，为此吃了很大的亏。战士们太辛苦，在前线吃的用的非常不容易。我们在司令部刚开始的时候也经常断粮，我们就找野菜吃，后来后勤工作跟上去后条件才得到改善。”

盟员蔡管仲参加了北京市第一批抗美援朝手术队，亲自带领他的几个学生，奔赴前线，抢救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伤病员，使他们早日得到救治，转危为安，荣立三等功。据他的子女回忆：“父亲特别珍惜那段经历，把当年参加抗美援朝的照片，珍藏在镜框中，经常回忆起那段难忘的日日夜夜。”

参与抗美援朝前线慰问

抗美援朝期间，我国人民先后组织派遣了三批慰问团赴前线慰问。包括台盟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积极参与了慰问前线活动。

1951年4月，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正式组建完毕，团长是廖承志，副团长是陈沂和田汉。台盟总部积极发动盟员和同乡给朝鲜前线写慰问信，并派盟员周明同志代表台盟参加了第一批中国人民慰问团。周明与其他民主党派代表们深入前线，带去了祖国人民的慰问金、慰问品和慰问信，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慰问伤病员，向他们送去了温暖与敬意，鼓舞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意志。

在祖国大陆，台盟总部秘书长杨克煌和台盟华东总支部主委李伟光代表台盟亲赴各军属家中，送锦旗和鲜花，表示慰问，对有困难者送慰问金。台盟华南总支部专门制作一面印有“卫国干城”的锦旗敬献给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军属的号召》。6月6日，台盟总部发表谈话，号召旅居大陆各地台湾同胞大力开展捐献武器运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台胞积极响应。旅居上海的台湾同胞情绪高涨，纷纷前往台盟华东总支部响应号召。经过数日酝酿和协商，于6月10日由台盟华东总支部牵头成立“台湾旅居上海同胞抗美援朝捐献武器运动委员会”，大力开展捐献武器运动。

台盟总部积极发动和组织台湾同乡共约百人，参加欢迎“赴朝慰问团”归来的大会，并听取参加“赴朝慰问团”的台盟代表周明作《关于中朝人民英勇抗美战争情况》的报告、苏新作《关于台湾近况和台湾人民盼望早日解放情形》的报告。

经过数次集会，台盟盟员和台胞普遍认识到抗美援朝和解放台湾的密切关系，踊跃开展抗美援朝捐献活动。其中，谢雪红带头捐献300万元（旧制人民币），李伟光拍卖了一辆私家汽车，所得款项全部捐出，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上海市虹口区台籍医生开展义务应诊，半价收费，所得款项全部用于捐献。从事家务的女盟员和女台胞，积极参加缝纫组赶制用于捐献的蚊帐。上海共有235位盟员和台胞参加捐献，捐献金额达62850万元（旧制人民币），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贡献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