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成立了李顿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调查事变的真相。该调查团的一举一动也成为当时国内外社会关注的焦点，但是其调停不仅没能阻止日本的侵略行动，反而加速了亚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

由于当时的报道不多，公众对李顿调查团知之不多，经过90多年的时光荏苒，这一在历史关键点上几乎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调查团的行踪越发扑朔迷离……

李顿调查团到达沈阳入住的大和宾馆

李顿调查团的成立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就将解决东北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身上。当时国民政府令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依据国联盟约第11条，向国联理事会提交了“中国政府请求国际联合会，立即并有效地依照盟约条款，取适当之措施，使日军退出占领区域，保持东亚和平”的要求。

1931年9月21日，国联在收到中国的诉求之后，于22日召开行政院会议。会议结束后，国联仅是向中日两国发了一份内容相同的紧急通告：务须避免一切足以使事变扩大，或足以妨害和平解决之行为；与中日协商一种切实方法，使两国立即撤兵，并使两国人民生命财产不受妨害。

此后，国联围绕中日冲突及日本撤兵问题展开多次交涉并陆续出台三次决议，但没能阻止日本的侵略行动。这是国联调解中日冲突的第一次受挫。

1931年12月，国联通过决议，决定派遣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的起因。1932年1月21日，李顿调查团正式成立。从国联决定成立调查团到调查团正式组建的这一段时间，国联围绕派遣代表的人选进行了多次协商及大国间的博弈，最终确定的名单是：英国人李顿任调查团团长，其他代表分别为美国人麦考益、法国人克劳德、德国人希尼、意大利人马柯迪，中国人顾维钧和日本人吉田任顾问。

国联成立李顿调查团的目的是搜集关于九一八事变真相的材料和证据，为中国主持“正义”。调查团的使命是：“调查日本在满洲的侵略行动形成的满洲问题，也调查中国的一般形势，……保护外国利益，特别是日本在满洲的条约权利和利益”。调查团的职权仅限于调查中日关系，“调查不应直接干预中日两国军事行动，仍需要通过即时向国联报告对冲突施加间接影响。”

溥仪会见来访的李顿调查团

调查团难以接触到中国民众

1932年2月3日，李顿调查团从欧洲出发赴中国东北。

此月，东北全境沦陷。在行进路线上，调查团没有选择经西伯利亚到中国东北（这只需一周左右的时间，是最近的一条路线），而是选择了从海路出发，途径巴黎、伦敦，然后绕道华盛顿，29日到达日本，3月14日到达上海，4月21日才最终抵达沈阳。

1932年2月29日，李顿调查团到达日本，并停留了11日。调查团先后拜会了日本天皇、首相、陆相、海相等政要以及日本银行界、实业界的财阀，并参加日本各地商界举办的晚宴会。据报道：“日本政府招待甚殷，并将预先印好关于东北三省及上海两事件之文件，分送代表团”。调查团在访问日本的时候，参观了京都的御所、金阁寺，奈良的春日神社、大佛等景点。

3月14日，代表团到达上海。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等政府官员以及上海总商会、新闻界等代表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据《大公报》报道，调查团登陆时，“军乐大作，以电光摄影者拥挤异常”。调查团到达中国后，先后会见了林森、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等中国政要。在此期间，调查团游览了灵隐寺、中山公园、三潭印月等景点。4月1日，调查团拜谒了中山陵。据载：调查团“同外交部招待委员，及励志社干事等引导，分乘汽车二十余辆，晋谒总理陵……先至明孝陵，各委员暨随员乃下车步行，游览各地胜迹，且值春光明媚，万花争发之际，各委员无不现欢欣之色。”

调查团介入中日“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停战谈判，是国联调解中日冲突的第二次受挫。1月21日，调查团成立后，日军就发动“一·二八”事变，这是对调查团的一种挑战。然而，调查团的主要任务是调查“满洲”问题，没有调查“一·二八”事变的权限。调查团为了发挥其作用，提高其影响力，试图介入中日谈判。

调查团在上海停留的12日内，为了详尽了解“一·二八”事变的情况，不仅会晤了中国的宋子文、吴铁城，日本的野村吉三郎、松岗洋右，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等人，还去闸北、江湾等战区进行视察。然而，中日双方圆桌会议谈判陷入僵局，调查团调停无果。

国民政府鉴于调查团在上海停留时间过久，东北形势紧急，催促调查团尽快离沪北上。

4月21日，调查团分两路抵达沈阳。此时，东三省已完全被日本占领，日军也做好了相应的布置和安排，“迎接”调查团的到来。满铁为了“迎接”调查团，将调查团入住旅馆的相关人员全部换成日本的军警、特务，还在旅店的周围安排很多特务密探，日夜监视调查团。李顿到达东北后强烈地感受到：“在南满地区，也就是说从大连到长春，我们实际上是在日本了。流通的货币是日本的，雇员是日本人，军队、官员、旅馆全部是日本人的。”

日军严密控制调查团的接触对象。调查团到达沈阳以后会谈的对象大都是日本精心安排好的，如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伪满洲国的溥仪、满铁的总裁以及日伪政府官员、协和会等团体代表，使调查团难以接触到中国民众。

调查团与访问对象的谈话内容也是在日本安排好的剧本下进行的，如李顿问溥仪是怎么来东北的，“满洲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溥仪瞄了瞄坐在旁边的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助和高参板垣征四郎，不得不老老实实地按照他们事先嘱咐过的，念自己的台词：“我是由满洲人民推戴才来的。满洲国是满洲人民自愿建立的……”

会谈结束后，调查团五位委员与溥仪合照，喝香槟。李顿临走之时还小声地对溥仪说道：“恭祝新满洲国之健全的发达！”日军还强迫中国民众成立“请愿团”，向调查团证明伪满洲国是自治的、民主的，美化日本的侵略行为。

国联调查团5人委员合影（自左至右）：马柯迪、克劳德、李顿、麦考益、希尼。

马占山与国联调查团两名记者的合影

“我们被迫接受日本的‘保护’”

日军对调查团实行严密的“保护”，一旦发现可疑者就立即逮捕，“甚至连在宾馆周边散步、游逛的人也不放过，期间至少有150余名中国人及50名俄国人被逮捕。”调查团的处境正如李顿所说，“我们在这里（东北）的第一个星期犹如恶梦。我们被迫接受日本的‘保护’，实际上被看作囚犯。”日军严格控制中国民众接触调查团，对试图接触调查团的中国民众施以暴行，“颇足使一般证人望风却走，诸多华人，甚至有不敢与调查团团员一面者，以故与各界接谈，殊非易易，非秘密约会不可。”

调查团和黑龙江省政府主席马占山的会晤就受到日军的阻挠。当马占山得知国联到达哈尔滨时，为了与调查团取得直接的联系，就派省府参议姜松年去哈尔滨、王子馨去齐齐哈尔与调查团联系。王子馨到达齐齐哈尔后被日军特务机构逮捕，马占山给国联的信件被搜出，王子馨被日军装入麻袋从楼上扔下来活活摔死。姜松年历经风险终于在5月14日到达哈尔滨。调查团的麦考益、雅恩古躲过日本特务的监视到达美国驻哈尔滨领事馆秘密会见了姜松年。

很多中国民众冒着生命的危险，突破日军的严密封锁，将收集到的揭露九一八事变真相以及日军罪行的证据材料通过多种途径递交给调查团，盼望调查团能够“能以公正的不怕暴力的逐条调查”。东北的民众将调查团视为“世界和平的救星”，在请愿书中将日军“种种非法的事实诉之于主持公道之国际联盟，以俟公允的裁判。”据统计，调查团在东北收到中文信件材料达1550封，除两封信件外，全是揭露日本阴谋或不承认伪满洲国的信件。

调查团在中国的调查活动是按照日本设定的剧本流程展开的。日本不仅派金井清等人作为随员和调查团一起参与调查活动；还设立了“满铁临时联盟事务所”，负责调查团的接待事务，监视调查团在东北的一举一动。日军还多次与调查团成员进行秘密会谈，例如，1932年5月28日，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同李顿在大连秘密会谈。调查团自4月21日至6月5日在东北46天内，都是在满铁的精心安排下，对被“包装”过的东北展开调查。在满铁的细致“招待”之下，调查团到大连、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锦州等地进行调查，如同游山玩水一般。6月3日，李顿在给其夫人的信中说：“我们在大连的时光过得特别快乐。在那里观海仿佛置身天堂。”

从调查团的行迹来看，他们关心的不是中国的利益，不是为了给中国主持公道。调查团的调查活动也是在日军提供的“剧本”下进行的，发挥的作用有限，注定了调查团的结局。

《李顿调查报告书》的出炉

1932年7月20日，李顿调查团一行人返回北平后开始起草报告书。在此期间，调查团就报告书的起草问题赴日本与日本政府进行沟通。李顿认识到日本政府对调查团的看法根本不感兴趣，“他们不打算和任何国家讨论满洲问题，包括中国。他们也不关心我们的报告。”日本政府拒绝沟通，调查团不得不返回中国继续草拟报告书。9月4日，调查团草拟完毕报告书，离开中国返回欧洲。

10月2日，《李顿调查报告书》在日内瓦、南京、东京同时公布。调查报告书的内容分为十章，前八章陈述了中日冲突的基本事实，后两章提出了解决冲突的原则和建议。总体而言，报告书公布了九一八事变及以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真相，在承认东三省是中国的领土，承认伪“满洲国”是傀儡政权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报告书没有要求日本恢复九一八事变之前的状态，却承认日本“在满洲之利益不容漠视”。国联反对日本独占东北，主张在“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原则下，以“国际合作，国际共管”的方式，实现“满洲自治”。

报告书公布以后，遭到国民党内部爱国人士的反对。冯玉祥、李烈钧等人对报告书提出批评意见，认为“徒而求助国联，实为民族自杀”。冯玉祥还明确指出，报告书“明明白白地是一部严密而周翔的共管中国的计划书”。亲日派汪精卫之流则认为报告书“于事实之叙述，及东北事件因果之观察，明白公允”。蒋介石认为中国是一个弱国，如果拒绝会失去列强的同情。因此，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2月发布声明，宣称拥护《李顿调查报告书》。但蒋介石并不完全认同报告书的内容，认为“有修正与保留之接受，而不拒绝”。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就坚决反对国民政府对国联主持公道的幻想。中共在《红旗周报》《解放》等报刊上撰文，指出“国联调处中日争端是为了缓解英、美等帝国主义列强与日本在华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并再三告诫中国民众，“国际联盟，是帝国主义压迫弱小民族的工具，希望国际联盟来帮助中国，无异于与虎谋皮”。10月6日，中共在李顿调查报告书发表之后，就向全国人民发表了《反对国联调查报告书》的通电，指出这是瓜分中国的报告书，“号召全国人民以革命的民族战争，来撕碎李顿的报告书，以求得中华民族完全的解放和独立”。

该报告书发布后，也遭到中国民众的一致声讨。在报告书公布之前，叶圣陶就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新闻记者们才把它看作珍贵的材料而已，根本上就没有多大意义。”10月4日，全国民众救国团体联合会通电全国，认为“依赖国联，极端错误”。10月8日，北平《晨报》社评指出，报告书“在名义上，尽量尊重中国；事实上，充分迁就日本”。刘涅夫在《生存月刊》发文指出“李顿伯爵等是强次（盗）战争的支配者，干涉战争的领导者，同时更是压抑反抗的阶级斗争者”。

该报告书发表之后，日本对伪“满洲国”是傀儡政权及东北主权属于中国等结论表示失望和反对。日本人内山完造认为“当时在我看来，这份报告充分站在了日本的立场，已经非常有诚意了，可是日本政府从一开始没把这当回事”。1933年2月24日，国联特别大会以42票赞成、1票反对（日本）、1票弃权通过了《李顿调查报告书》。3月27日，日本为此退出国联。

李顿调查团的中国之行，没能为中国主持“公道”，也未能阻止日本不断的侵略扩张，基本上没有多少意义，只是走了个过场。但是，它对世界局势的走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国联对日本采取的绥靖政策，一方面，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推动了亚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另一方面，调查团调停的失败，将国联标榜的“公证”“维护世界和平”等盟约的外衣撕得粉碎，使世人认清国联的真面目。李顿调查团的中国之行，不仅是当时世界局势的转折点，也是国联日暮西山、走向衰落的落幕表演。李顿调查团的角色定位正如李顿所说，仅仅是一个“证人”，而不是法官也不是陪审团。这就注定了李顿调查团的中国之行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对调解中日冲突发挥的作用不大。

（本文作者为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