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日报记者 陈东升 王春 刘青 通讯员 吴攸

水网密布,小桥纵横,这是浙江绍兴给人的第一印象。江南水乡一派恬淡悠闲的图景背后,是像古桥一般将人们的生活连接起来的新时代“枫桥经验”。

“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枫桥式”人民法庭、退役军人服务站、司法所、综合执法中队……在绍兴,“枫桥经验”早已融入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

过去,“枫桥经验”在乡村中可复制性强,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百试百灵。进入新时代,如何探索“枫桥经验”城市社区版乃至市域版,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绍兴给出新做法。

时近中秋,诸暨市暨阳街道江新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飘出了阵阵香气,原来是江邻互助会的居民在糕点师傅指导下正忙着做月饼。印着“江新比心”“平安暨阳”的小月饼,道出社区邻里和谐大平安。

江邻互助会是“江邻有爱”区域党建联盟的活动载体,基于诸暨“老江东”片区的渊源,江新社区、福门社区、江东社区、东兴社区、金鸡山社区通过社社联盟,成立“江邻有爱”区域党建联盟。5个社区利用自身优势,整合社区资源,寻求最大公约数,求出最高幸福值。

比如江新社区有一支成立11年的金牌调解队伍“江大姐”,区域党建联盟后她们将力量覆盖到其他4个社区,帮助指导周边社区治理和服务居民队伍的专业化发展。居民寿金燕、何祝英既是“江大姐”调解队伍成员也是辖区的党员,她们带着丰富的调解经验到福门社区、东兴社区上课,参与现场调解。

自2021年以来,暨阳街道党工委已根据23个社区的区域位置、社区类型和各自的优势,着力打造若干社区区域党建品牌,推动共建范围从单一社区向区域整体跃进,促进多元主体广泛交流、互联互动。

党建统领“枫桥经验”,将驻村指导员、民情日记、社区党建“契约化”共建3张基层党建“金名片”与“枫桥经验”有机结合起来,绍兴市通过党建统领基层治理来服务群众。

今年5月,绍兴被中央政法委确定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第一期试点城市。通过创新县级矛调中心、诉源治理、全科网格、村社议事厅、在线矛盾化解平台等系列做法,绍兴市逐步形成“县乡一体、条抓块统”工作格局,推动实现新时代“枫桥经验”从碎片化治理向法律治源、整体智治、协同治理的迭代升级。

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服务群众,是“枫桥经验”的精髓,也是其历久弥新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燃气安全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安全,巧用数字之力,绍兴市检察机关聚焦燃气行业突出隐患,持续开展燃气安全公益诉讼专项监督。

从办理的个案入手,检察官们向燃气监管平台收集数据,梳理案件特点后,通过清洗、碰撞、筛查异常数据、建立危化品数字监督模型锁定目标。比如针对高层建筑违规使用瓶装燃气问题,检察官通过筛查数据中配送地址为“大楼”“大厦”的关键词,就能够排查出违规向高层建筑配送燃气的案件线索。

实地调查核查后,绍兴市检察机关共向公安、应急管理等部门移送线索30余条,查明涉嫌危险作业、非法经营等涉案人员16人,公益诉讼立案34件。

办一案,挖一串,治一片。就燃气行业生产、储存、运输、充装、销售、使用等各个环节存在的安全隐患,绍兴市检察机关分别向住建、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商务等部门制发了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及时对涉案违法行为进行监管、规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枫桥经验”是“以人为本”的经验,就是最大限度地化解消极因素,调动积极因素,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在“枫桥经验”的成长过程中,诸暨市人民法院枫桥人民法庭始终一路陪伴。

68岁的俞炳宽是枫桥法庭聘请的天平调解员,退休不褪色,他依旧劲头十足,起早摸黑奋战在化解矛盾主战场。

像俞炳宽一样的调解员在枫桥镇还有很多,除了枫桥法庭设立的天平调解工作室和乡贤调解等特色调解室外,枫桥镇还整合辖区10个站所部门、31名村支部书记、32位“共享法庭”庭务主任、200余名人民调解员,推动构建纵向贯穿市镇村三级、横向覆盖各领域各行业、线下线上有机交融的大调解网络。

图为2022年8月5日,绍兴嵊州金庭镇当事人在“共享法庭”与法官远程连线,在线化解纠纷。 绍兴中院供图

近年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不断推进“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同时发挥好镇街、村社、特设三类“共享法庭”地处服务群众、解决纠纷、基层治理的第一线、最前沿的优势,推动更多法治要素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让群众更加直观感受到法治就在身边。

绍兴市“枫桥经验”60周年纪念活动开展在即,绍兴全市正以法治的契约精神、诚信理念,以法律的制度体系、标准规范,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成功典范。

□ 短评

把基层治理经验上升为法治规则

一直以来,绍兴都倍加珍惜“枫桥经验”这个“传家宝”,倍加呵护这张“金名片”。去年以来,绍兴市起草制定《绍兴市“枫桥经验”传承发展条例》(目前已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通过立法,把“枫桥经验”这一基层治理经验上升为普遍的法治规则,总结提炼转化为社会治理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法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