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网9月22日电（记者 司晋丽）对个人来说，要完整保存几十年的记忆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然而，有些文明却已经在中华大地上漫游了几千年。

位于陕西榆林神木市高家堡镇的石峁遗址就是这样一种存在。这座城址初建于公元前2300年前后，面积达 400 万平方米以上，距今已有4000多年，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晚期城址，被誉为“石破天惊”的重要考古发现。

来自4000多年前的一枚枚玉器，通过考古学家的手铲，从黄尘古道走来，与今人照面。它沉默不言，却是几千年朝代更迭、疆土变迁的见证者。这，令人对中华文脉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和敬畏。

“北方最大的一座城址”

记者：石峁遗址被誉为“中国文明的前夜”。乍一听，这是一个距今4000多年的史前文明，但如果用夏朝建立的前夕这个方位来表述，就亲近多了。这样一想，好像穿越4000年也如电光石火一般，并不遥远。

孙周勇：一眼千年，这正是考古的魅力所在。考古学是一个不断发现的学问，是通过物质资料来说话的学科，通过实实在在的文化遗迹或者文物，不断地更新或者纠正着人们原先对于历史、对于文明的认识，这些实物连接着文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让人感受到新奇、不可思议的同时，又对我们一以贯之的中华文明充满自豪感。

记者：您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加入石峁遗址考古工作的？可否大致梳理一下这项工作走过的历程？

孙周勇：作为陕西人，又是考古科班出身，我很早就开始关注石峁了。石峁考古调查工作全面启动是在2011年，由我担任领队。自2012年开始持续大规模发掘后，我们首次用数字化技术手段对遗址残存城墙的走向进行了测绘，确认了石峁遗址是以“皇城台”为中心、内城和外城以石砌城垣为周界的一座罕见大型石头城，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皇城台具备了早期“宫城”的性质，发现有玉器、石范、壁画等象征身份等级的“奢侈品”，以及铸铜、制骨等早期“核心技术”催生的生产遗存，这些实物为我们勾勒出当时石峁的“王”和高等级贵族们在台顶近8万平方米的空间生活的场景。2012年，我们公布了外城东门址考古新资料，这处有着两重城垣、规模宏大的史前城址，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关注。现在，皇城台的考古工作仍在进行。

石峁遗址的考古挖掘是几代人集体性的成果。放在陕西考古、中国考古的历史中，每一代人都只是很小的一个片段。早在1958年，考古学者就首次关注到石峁遗址。从1976年开始，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几代人就几乎没有停止过在遗址上进行调查、勘探、发掘、研究，才形成一张比较宏观的图。很多上级领导到陕西省考古博物馆考察时，我都会讲解说，挂在墙上的每一张图、图上的每一个点背后，都有一群人在那里工作了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

记者：那么，石峁城址建于距今4000多年前，这个时间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推测的？

孙周勇：2010年，当时的神木县向陕西省文物局报告，说石峁遗址发现了大量玉器、陶器等文物。从消息推测，我想这个地方肯定非同一般。我们团队也几次到遗址去考察过，看到了后来被确认为城墙的石墙。但刚开始为什么没能认定这是一座石城？因为石墙是断断续续的，加之过去大部分学者认为石墙包括皇城台一些护墙，可能是战国时期秦长城的附属设施，谁都没有推测到会是城墙。转折点是2011年我们进行的大规模考古调查。我们把整个区域10多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跑遍了，然后绘制成一张图。当把石墙和龙山时期的遗物匹配到一张图上以后，发现有一个高度的吻合，直观判断它应该是龙山晚期的一座城，如果确认的话，将是整个北方地区最大的一座城。后来也是通过与龙山文化时期的典型遗物相关联对比，判断到石峁遗址能追溯到4000多年前，也就是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国所建规模最大的城址。一些学者还从聚落和社会的层面进行了相关研究，甚至上升到文明或国家起源的高度，认为石峁可能已经进入早期国家的发展阶段。

记者：跑遍10万平方米，一定是个艰辛漫长的过程吧？

孙周勇：“广大考古工作者风餐露宿、青灯黄卷”。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画面。现在回想起当时还是略带心酸的。1996年我们从西安去榆林考古，虽然在一个省内，但铁路还没有通，我们开一辆吉普车，一走就是三天，忍饥挨饿也是常事。后来，我国第一条沙漠高速——榆林到靖边高速公路开通后，我们就坐一晚上的大巴车，历经十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到了开始工作。即使在考古发掘工作大规模启动早期，考古队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依然很艰苦，没地方住，就住老乡家废弃的窑洞；没水喝，就喝窖水；手机信号基本不通。现在的条件不可同日而语了——西安到榆林的航班每个小时就有一趟，和公共汽车一样便利，开车的话6个小时就能到达。遇到野外一些复杂路况，普通车辆到达不了的地方，可以租辆越野车。我们还在当地建起了自己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