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了几件与中共七大有关的文物，我们从这些文物和历史照片中，可以梳理和探寻这次大会的历史痕迹。

中共七大筹备期间，中革军委任命王赤军为作战部三局副局长的委任令（军字第52号）。

陈毅为所藏《七大影集》的题诗

八路军一二九师全体指战员献给中共七大的降落伞

八路军一二九师全体指战员献给中共七大的降落伞

1939年10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山西省昔阳县安丰村击落一架日本飞机，缴获一具完好无损的降落伞。

经过部队艺术工作者们的巧妙构思，将士们绘制了一二九师的抗战场面，把它作为献给中共七大的礼物。

降落伞第一部分是概括性的图文，上方由镰刀、锤子、五角星组成图案，周围文字为“以坚持敌后抗战的胜利来庆祝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间图案为一二九师坚持抗战所涉及区域的地图以及铁路线和重要城市。区域地图上用红色字迹标注有六次战斗的地点，地图左侧文字为“抗战以来本师所获得的几个较大的胜利。其中，一是阳明堡——烧毁敌机二十二架；二是神头村——消灭敌骑兵二千余名；三是响堂铺——烧毁敌汽车一百八十辆；四是长乐村——伤亡敌二千三百名；五是香城固镇——敌快速部队二百余全部消灭，夺炮五门；六是昔阳安丰村——步枪击落敌巨型战斗机一架”。下方文字为“一二九师全体指战员敬赠”。

第二部分到第六部分的内容依次描绘阳明堡、神头村、响堂铺、长乐村、香城固镇的战斗场面。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间的，单独插入了一幅小图，应该是降落伞整幅画作基本完成之后又增补的内容。图中是一名八路军战士手举步枪击中一架敌机，敌机尾冒着浓烟，俯冲而下将要坠毁的场景。旁边文字是：“一九三九年十月我独支在昔阳安丰村以步枪击落敌六十战队巨型战斗机一架”。

中共七大是1945年召开的，一二九师的将士们为何提前6年就给大会献礼？

中共七大的召开，经过了长期的充分的准备。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即提出要召开中共七大，并把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通过党纲等作为中共七大的主要任务。但由于国民党军队连续大规模地“围剿”红军和根据地，致使中共七大未能召开。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因战争环境及其他条件不成熟，中共七大的召开继续延期。

王赤军捐赠的“本校出席中共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名单略历表”

“本校出席中共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名单略历表”

为了顺利选出中共七大代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总校印制了“本校出席中共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名单略历表”，将9位候选人的基本情况详细列出，提供给校党代会代表，进行充分的酝酿。

1939年6月14日、7月21日，中央书记处先后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两个如何选举中共七大代表的通知，要求9月1日前选出正式代表450人、候补代表150人待命，并就代表的名额作了具体分配。1939年下半年，第一批中共七大代表开始产生。

各地代表的产生，主要分为民主选举和领导指定两种情况，有条件的地方和部队，基本上采取了民主的方法选举产生。在地方，由各地省的或区的代表大会或省委扩大会议选出；在部队，由八路军、新四军师的党代表大会或支队党代表大会选出。在没有选举条件的地方，则由指定方式产生。据中共七大代表回忆：“能否选上，是正式的代表还是候补的代表，完全由票数的多少来决定。后来选举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也是这样，严格按照选票的多少入选。”

时任抗大总校一团政委的王赤军就是其中的候选人，排在表中的第五位。1940年5月中旬，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之后，王赤军奉命从晋东南返回延安，准备参加中共七大。他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张经武等中共七大代表，沿着抗大来时的路线溯行，经晋察冀边区平山县洪子店、晋西北兴县，历时近5个月回到延安。

到延安后不久，党中央决定七大延期召开。王赤军找到时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胡耀邦要求分配工作，先后担任军委直属政治部副主任、军委三局副局长等职。上图是1941年9月16日，中革军委任命王赤军为作战部三局副局长的委任令。

1945年4月，王赤军和罗瑞卿、苏振华等由抗大总校选出的中共七大代表重逢在延安，出席中共七大，完成了抗大总校当年赋予的光荣使命。

1959年，刚刚落成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征集革命文物，王赤军把珍藏多年的这张表捐献出来。这张“略表”，记录了中共七大代表选举产生的过程，承载了一代共产党人浴血奋斗的荣光。

蔡树藩、刘素菲、朱宝庭、冯文彬、傅连暲、谢觉哉等人的中共七大代表证（以代表证号码为序）

蔡树藩等人的中共七大代表证

在筹备中共七大的过程中，中共中央根据各地党员的情况，对中共七大代表的名额进行过多次调整和增加，由最初的500名增加到600名。1943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再增加120名代表名额，分配给太行、太岳、冀察晋边区、山东、冀南、晋绥、陕甘宁等地区。8月1日，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通知各地“党的七次代表大会在年底举行，并决定彭德怀、罗瑞卿、蔡树藩、聂荣臻、吕正操、朱瑞、苏振华诸同志来延出席大会……来延诸人交代职务后即行动身。近者九月内，远者十月内，到达延安参加预备会”。

1943年秋，在接到通知以后，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立即奉命回延安，先在中央党校学习，参加党的整风运动，同时参加大生产运动。他虽然独臂，但仍然坚持和大家一起开荒种地，参加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

各路代表们历经艰险，分批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宝塔山下。一时间，延安群星荟萃，虽然住得简陋，吃得也很简单，但代表们毫无怨言。因为他们在延安看到了新的气象，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

“山一程，水一程，万里长征足未停。太行笑相迎。昼趱行，夜趱行，敌伪关防穿插勤。到处是军屯。”这是陈毅赴延安途中所作一首词《长相思·冀鲁豫道中》，在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敌人封锁线之余，表现出革命者们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陕甘宁边区火柴厂“丰足”牌火柴盒和火柴盒贴印版（7.4×3.7厘米）

陕甘宁边区火柴厂“丰足”牌火柴盒和火柴盒贴印版（7.4×3.7厘米）

陕甘宁边区火柴厂献给中共七大的火柴 （侯波捐赠）

▲陕甘宁边区火柴厂献给中共七大的火柴 （侯波捐赠）

陕甘宁边区火柴厂献给中共七大的火柴

1943年春，陕甘宁边区火柴厂创建于延安，是陕甘宁边区第一个火柴厂，它的出现改变了边区擦石取火的面貌。

为给火柴厂取好名字和设计好商标，党中央领导同志先后组织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美术家和著名画家古元等人开会共商设计方案。周恩来同志指出，火柴是走进千家万户的日常用品，不宜过于政治化。最好能与当前大生产运动结合起来，用最朴实的图文，激励广大军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还要让群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

经过反复研究，火柴的正面采用了线条单纯的两根麦穗，象征“丰衣足食”。背后，最后将火柴名称定为“丰足”牌，寓意“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丰足”的设计简单，但颜色十分醒目。主版两穗沉甸甸的麦穗，相接相对，叶茂果硕，围着“丰足”牌号的图案。副版的麦穗以叶代浪，根植红星，寓意“生产高潮”，印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字样。他们还采纳了任弼时和董必武的建议，在正面图案的四角，加上标志质量的“广告语”：顶上火柴。自豪之情，跃然纸上。

“丰足”牌火柴产量大、质量好，不仅满足了延安的需求，还大量输送到华北其他抗日根据地，更在中共七大时成为与会代表的纪念品，工厂特意在火柴盒上印上毛泽东头像，作为“七大”专用。

毛泽东对“丰足”尤为钟情，他在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还将两打“丰足”牌火柴作为礼品相赠，更是高兴地对斯诺说，丰足火柴火花为延安“窑洞之最”。从某种意义上说，“丰足”牌火柴不仅为当地军民送去了温暖和光明，更是那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克服困难、坚持抗日的不屈精神真实写照。

中共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中共七大党章

中共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礼堂是专门为召开七大建设的，由建筑专家杨作材设计，1942年落成。礼堂设计朴素大方、中西合璧，采用四个大石拱为主梁，用材主要是陕北常见的石料，依托于当地石匠高超的砌拱技术。朱德在大会发言时感慨地说，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自己修建的房子里召开代表大会。

修改党章，是中共七大的一项重要议程。1945年5月14日、15日，刘少奇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他说，从1928年中共六大修改以后，到现在已有17年了，党的六大通过的党章已有许多部分不能适用，17年革命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极丰富极重要的经验也必须充实到新党章中去，以加强党的建设，动员全党去执行新的政治任务。因此中共七大必须制定完全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党章。

陈毅在中共七大听完毛泽东所作的报告之后，写下了《七大开幕》一诗：“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

中共七大为什么能够成为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够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陈毅的《七大开幕》一诗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历史的车轮前进到这一刻，全国人民都在翘首仰望延安，因为建立新中国的希望就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本文文物为首次公开，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