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云南昆明晋宁县石寨山，金质“滇王之印”出土，轰动考古界。伴随着一些精美青铜器的发掘出土，古滇国由此揭开了神秘面纱。

古滇国，从战国延续至汉代的区域性政权，云南历史上创造过灿烂文明的古王国，疆域主要在以滇池为中心的云南中部及东部地区。长久以来，由于考古资料匮乏，外界对古滇文明认知极为有限。这个神秘王国一度距离我们很远。

近期，古滇国考古获得重大突破。在国家文物局9月28日举行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会上，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布最新考古成果：去年以来，云南河泊所遗址出土大量汉代封泥和简牍，为寻找西汉所置益州郡的郡治提供了线索。这表明西汉中央政府已经对云南行使治权，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实证。

曾经的沉寂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魉结，耕田，有邑聚。”2000多年前，云南滇池沿岸曾经有一个被称为“滇”的古老文明。《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这段文字，是古文献中最早涉及古滇国的记载。

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晋宁石寨山墓地中发掘出土了“滇王之印”金印及大量青铜器，揭开了古滇王国神秘面纱的一角。之后，玉溪江川李家山古墓群、昆明市官渡区羊甫头墓群等多个重要滇文化遗址的陆续考古发掘，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滇国遗物，这个沉睡了2000多年的古老王国逐渐向世人显露真容，古滇王国的光辉才重现于世。

记者：河泊所遗址最早发现于1958年，之后沉寂了长达半个世纪。其中有何缘由？

蒋志龙：河泊所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滇池东南岸，东北距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墓地仅700余米。1958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考古学家发现了包括河泊所遗址在内的十余处螺壳堆遗址，考古上称为贝丘遗址。根据调查报告描述，遗址堆积的螺壳高出地表8米、长达里许，在这些螺壳堆中发现的主要器物是一些同心圆纹红陶盘。但当时在滇池盆地并没有发现更多的证据，在墓葬中也没有发现此类的同心圆盘，因此考古学家认为，这处遗址是新石器时代的。而这种将同心圆纹盘认定为新石器时代的代表性器物的认识，也一直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

记者：河泊所遗址被当作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这种认识，是什么时候发生改变的？

蒋志龙：1990年，为配合昆玉铁路建设而进行的玉溪刺桐关遗址的考古发掘是首个爆发点。我们在该遗址的堆积中发现这些红陶盘和青铜小件工具乃至汉代陶器共存。可以说刺桐关遗址的发掘，首先纠正了长期以来认为以同心圆纹红陶盘为新石器时代遗存的错误认识。

2006年，我们在昆明西山天子庙遗址首次发现了青铜时代的聚落遗址，尽管遗迹现象不多，但在地层堆积中发现了与在墓葬中出土的同样的青铜器、玉器和陶器。

事实上，自1955年石寨山古墓群发掘以来，特别是1956年六号墓出土“滇王之印”以来，乃至整个20世纪，云南省青铜时代考古主要围绕墓葬进行，在聚落遗址方面着力不多。2008—2010年，我们与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合作，联合进行滇池地区史前聚落遗址考古调查，发现了近79处“滇文化”和汉文化的遗址。其中，河泊所贝丘遗址距离滇国贵族墓地——石寨山墓地很近，并且遗址规模非常大，我们推测这一区域很可能是古滇国的都邑。也正是此次调查坚定了我们寻找古滇文化聚落遗址的信心。

2014年，我们以石寨山古墓群为核心，将整个滇池地区6大“滇文化”分布区纳入“石寨山古墓群大遗址考古”项目中，同年，国家文物局核准了这项考古计划，并指出现阶段的重要任务就是寻找该文化的聚落遗址。当年年底启动的石寨山古墓群大遗址考古工作，主要工作方法是大范围的考古调查、大区域的考古普探，在此基础上进行重点勘探，最后再选择重点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其核心就是寻找该文化的聚落遗存和可能存在的城址。

“放在以前，谁都不信”

古滇国地处中国西南一隅，是从战国延续至汉代的区域性政权。《史记》中有“汉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尝羌降于汉，汉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等记载，但寥寥数百字几乎是它的全部。此后《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等关于古滇国的记载皆径抄之。

2019年，考古人员在河泊所遗址中发现了一枚“滇国相印”封泥。这枚小小的“滇国相印”封泥，其重要价值不亚于“滇王金印”，表明汉武帝在古滇国设立了“滇相”，建立起一套行政管理体系。在蒋志龙看来，它是汉中央政府对古滇国及其周边地区有效行政、国家治权的象征，是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见证。

记者：您曾说过，“缺少村落遗址的古滇文化就像缺了一条腿。”对普通公众来说，由于史料和考古实证资料的匮乏，古滇国也一直是个谜一样的存在。

蒋志龙：是的，古滇国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云南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滇池盆地只发现古滇文化的墓葬，后来终于找到了古滇文化村落遗址，这是古滇国文化考古的重大发现。

2016年，考古队在对河泊所片区的考古钻探中，发现了一些有趣的迹象，众多高出水面的台地和水系（古河道）相间排列，构成了河泊所堆积的主要形态，而这些台地和水系又不像是自然形成的，像是人类有意识的行为。但要确定这些台地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堆积，仅靠考古钻探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于是，我们向国家局申请对台地的发掘，而西王庙是我们首先申请发掘的台地。

2016—2017年，在对位于下西河村的西王庙所在的台地的考古发掘中，在距地表三四米以下，我们发现了汉代的地面遗迹，也就是说汉代时期人们生活的地面比现今的滇池水面要低三到四米左右，表明那个时期的滇池周边陆地面积比现今要大得多。反过来说，那时期的滇池还没有现在的滇池水面宽。而“滇文化”时期的地面海拔则更低。

记者：这些考古发现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蒋志龙：我们在西王庙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汉代和早于汉代的滇文化时期乃至时代更早的商周时期先滇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存，是首次在滇池东南岸的冲积平原地区发现汉文化和“滇文化”的聚落遗址，这是石寨山大遗址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为我们在平原地区寻找石寨山文化的聚落遗址指明了方向。

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河泊所是一个聚落遗址，地下埋有古代的村落，而且还埋着古滇国的都城。这要放在以前，谁都不信。

记者：确定聚落遗址后，您和同事们是怎样推进河泊所遗址的发掘的？

蒋志龙：我们依靠每年国家文物局批的发掘项目，同时开展发掘、勘探和整理工作。每年安排一平方千米的考古勘探，安排一到两个小项目的整理。

2018年，在对河泊所村东的编号为台地3的发掘中，我们发现了大量的瓮棺和柱坑类遗迹以及其他遗迹现象，如此数量众多的瓮棺，在国内也是不多见的，在滇文化分布区内也属首次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对“葬俗”的认识。尽管现在还没有释读出其所蕴含的历史现象，但它作为河泊所遗址群中一类特殊存在的遗存则是毋庸置疑的。

2019年初，在台地3西边一处汉代废弃河道的灰坑中，考古人员对清理的土样进行水洗，发现了包括“滇国相印”“王敞之印”和“田丰私印”等封泥在内的几枚封泥，与封泥同出的还有瓦片、陶罐、陶釜以及其他铜质和石质的文物。

我到现在都记得当时队员告诉我说发现了一枚“滇国相印”封泥时的情景，大家都很激动。我直觉这是一个填补历史空白的巨大发现。

司马迁的记载中没有提到过滇相的问题，但是从汉代建制来说，滇相是中央政府任命的管理这一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滇国相印”封泥的出土，不仅弥补了《史记·西南夷列传》等古代文献关于古滇国史迹记载的缺失，而且从实物史料上证实了古滇国的存在。标志着汉武帝在设立益州郡、赐滇王王印的同时，也设立了“滇相”，建立了一套行政管理体系。从这些材料推测，早在2000多年前，滇中地区就已经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管理体系之中。“滇国相印”封泥的发现还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为了解滇国附汉后的政权性质、行政模式和职官制度等都提供了重要线索。

此外，2020年9月至12月间，我们对河泊所村和下西河村之间，西王庙以北，南邻金砂路的范围进行考古发掘，发掘揭露出丰富的文化层堆积，堆积厚度深1.45—5.8米，包含了从西汉中期以前、西汉至东汉以及明清时期的堆积，以西汉至东汉时期的堆积最为丰富。

一幅河泊所古滇国都城的美丽图景

中原文明与少数民族文化碰撞共生，创造出灿烂多姿的古滇文化。

河泊所遗址最新考古发现，为寻找西汉所置益州郡的郡治提供了线索。大量简牍的发现，是中国南方继湖南“里耶秦简”发现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其发现的行政、司法简牍，内容丰富，与已经发现的封泥相互印证，从武帝设置益州郡开始，云南开启了跨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新篇章，云南现今的边疆格局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形成。

在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下，古滇国文化的面貌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记者：上月底，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发布了河泊所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去年以来，河泊所遗址出土大量汉代封泥和简牍。如您所说，当时一枚“滇国相印”已经是很重大的发现了，那此次收获是不是更为惊喜？

蒋志龙：对！这次公布的考古发现非常丰富，就汉代文化遗物而言，大家关注最多的是封泥和简牍，此外还有大型建筑基址和宽阔道路等。

2021年3月至12月，我们对位于昆明市晋宁区上蒜一小北区域约2000平方米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大型道路和疑似大型建筑的基址和灰烬堆积、房址、水井、墓葬等遗迹441个。发掘出土遗物十分丰富，当然重要的发现之一就是封泥。

此次发现了500多枚封泥，除了益州太守的封泥外，还有益州郡所辖县的长官封泥，比如说“滇池长印”。在汉代，大县置令，小县置长，说明当时滇池是益州郡下辖的一个小县，同时也可以说明滇池在汉代就有专人来进行管理。在公元前109年以后，就像是中原地区一样，纳入了中央王朝郡县制的管理之下了。

目前已经发现了汉代益州郡所辖24个县中18个县的官印封泥，还有6个县的封泥不排除在未来会被发现。除了官印之外，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些私印的封泥，如“宋虞之印”“君冯私印”等，我们猜测这些私印就是官员的名字。这些内容当年在《史记》《汉书》《后汉书》甚至是《华阳国志》中都未见记载，可以说这些发现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空白，让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认知更加全面。

记者：除了封泥之外，此次考古发现最引人关注的还有大量的汉简。

蒋志龙：是的，在上蒜一小校园内发掘的150平方米，我们发现带汉字的200多枚简牍，绝大部分还在清理中，已经认出的文字包括“滇池以亭行”“罪当死”“建伶长”“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等，是反映当时益州郡行政往来和司法制度的物证。这些简牍大部分是官方文书，有法律方面的，也有政务方面的，都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这些细节，对于研究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巨大的价值。

记者：在您看来，去年以来的考古新发现的价值和意义在于？

蒋志龙：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滇王金印”的发现，是我们了解古滇国是否存在的一个契机，那么这次的发掘则像是打开了一扇窗，为研究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提供了更多材料。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要把出土的简牍保护好、研究好。另外，根据这批材料，我们还可以研究汉代云南与蜀地、与中央的关系。

记者：最近十年中国考古事业取得巨大发展。您从2014年开始带队对河泊所遗址进行发掘。身处其中，想必有颇多收获和感悟吧。

蒋志龙：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考古事业发展确实有目共睹，我自觉赶上了最好的时候。

在近年的考古勘探和发掘中，尽管还没有碰到惊天的考古发现，但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实实在在的。这些看似孤立、相互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遗迹，却为我们了解历史的真相提供了线索。每一次新的收获，都使我们距历史的真实更近一步。

迄今我们所发掘的几个台地，几乎没有一处其功能是完全相同的，相互之间完全不搭，这也反倒坚定了我们的信心，完全不搭就是一种搭！这些不同功能的台地和水系共同构筑起河泊所遗址群作为古滇国都城的完整体系。我们所做的是将这些零星的方块拼接起来，构成一幅河泊所古滇国都城的美丽图景。（本报记者 王慧峰）

《 人民政协报 》 （ 2022年10月27日   第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