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1913年冬至1916年5月在日本留学，他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特点等进行了广泛的考察与研究，对日本的侵华野心、侵华罪行等有着深入了解。

李大钊认为，“武士道”与“大和魂”是当时日本的国粹、日本民族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加快自身发展、奋发图强上有好的一面，但一旦表现为对外侵略扩张，这种精神就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疯狂。李大钊明确指出，日本人“奴性最深，死抱‘忠君’二字，竟无觉醒之一日，可怜！”

近代以来，日本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灾难。李大钊痛心地指出：“吾国对日关系之痛史，宜镌骨铭心，纪其深仇大辱者，有三事焉：曰甲午，曰甲辰，曰甲寅。”指的是1894年甲午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1914年日德战争，均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对于日本提出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李大钊气愤地说：“此次日本提起交涉，全出于强盗乘火劫掠之行径，对于中国纯用迫胁威吓之术，对于世界各国，则取欺瞒诈骗之方，国际上不信不义之交涉，莫过于是也。”李大钊更是长远地看到，“二十一条”对于中国，将会“断绝根本兴复之生机，毁灭国家独立之体面，使我永无自存图强之实力”。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日本出现了“大亚细亚主义”思潮。李大钊洞察其奸，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大亚细亚主义“不仅足以危害日本，并且可以危害亚细亚一切民族，危害全世界的平和”。

一切都被李大钊言中了，日本侵华时鼓吹的要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就是“大亚细亚主义”的现实版，结果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害了自己，贻笑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