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彦 闫树军

新华门是中南海的正门，二楼檐际上高悬着金黄交映的巨大国徽，与“新华门”字匾、两条巨幅标语、影壁上的五个大字、门前高扬的国旗等元素，构成了每位中国人都熟悉的红色地标。

新华门始建于何时？匾额上的“新华门”三个大字是谁写的？影壁上的“为人民服务”有着怎样的来历？两侧的大标语与天安门城楼上两条大标语除内容不同外，还有什么不同？

1949年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召开，对新华门进行修缮。（首现照片，未经同意，不能转载和使用）

从宝月楼到新华门

新华门，坐落在北京西长安街，是中南海的正门。这是一座面阔七间，重檐琉璃瓦卷棚歇山顶的古典式两层木结构的楼房。石青地金字楷书“新华门”匾额，悬挂在楼前檐下。金黄交辉的巨大国徽高悬在二楼檐际。进门迎面是一堵大影壁，上书“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门前一对巨型石狮分列左右。矗立在门外场地正中的是高悬五星红旗的大旗杆，门外两旁八字墙上镶着两条红底金边白字的大标语：“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新华门的位置原为清乾隆时期建造的宝月楼所在。清代，南海的南岸是背靠皇城的狭长地带，原来未建宫室，从瀛台一眼望去过于空旷，缺乏景观，于是陆续修建了诸多宫殿。清乾隆皇帝在《御制宝月楼记》中说，此楼建成后是临水赏月的佳处，颇有月中广寒宫的意境，所以命名为宝月楼。登上宝月楼，可以北眺三海、南观街市、东看紫禁、西望远山，乾隆皇帝还为上下各有三间房的宝月楼题写了“仰观俯察”的匾额。

作为宫门，宝月楼原本不与外界相通。随着时代的嬗替，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皇权专制。

清帝退位，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清朝，统一国家。南北议和后，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本来是住在北京铁狮子胡同陆军部的，但他在紫禁城皇帝登基的太和殿举行大总统就职仪式后不久，就举家搬进中南海。

袁世凯为什么要选择中南海作为总统府呢？

在许指严撰写的《新华秘事》中说，袁世凯请风水先生查看后，认为旧皇宫内“气数已尽，无复生龙王气，大非新朝所宜”，而三海则“山明水秀，真灵未凿，气脉尚郁积而未用，一若天造地设，留以待兴朝真主者”。所以，袁世凯以“天子以四海为家，而总统则应以三海为家”为由，选择中南海为其总统府。

袁世凯住进中南海后，便开始对中南海进行大规模的改造。

首先开辟了新华门。中南海的正门原本是中海东岸旁的西苑门，但因门外的交通不便。所以，袁世凯便把南海南岸、毗邻西长安街的宝月楼，改建成总统府大门。

宝月楼每层7间，两层共计14间。改造时，二楼格局不变，把楼下一层正中3间的前后墙壁拆除、打通，两旁的两间保留，形成一座两层七间三门的宫门。另外，宝月楼原在城墙里，为变成大门，施工者先把宝月楼的城墙拆掉，然后仿照北京城某些四合院门口的“八”字影壁的样式，用两堵倾斜的短墙把断墙和宝月楼的两侧很自然地连接起来。在楼北又建了一堵大的影壁，这样，从门外面就看不到里面的景色和其他建筑了。随后，又将义和团运动时被焚毁的端王府里的一对石狮子移于门前。

新华门门前的一段路改称府前街，西墙外称府右街。在新华门对面当时是一片参差不齐的民居，大门修好后，便在街对面正对大门的位置修了一堵长达数百米的中西合璧的青砖水泥围墙，直到现在这堵围墙中的大部分还保持着当年的样子，这也是留在长安街上的唯一一段“民国老围墙”。

新华门寓意“新中华”。在写新华门的匾额时，袁世凯下了大本钱。据说，是花了500块银元请前清翰林、著名书法家袁励准书写的。

袁励准是河北宛平人。民国后任清史馆编纂，辅仁大学教授。工于书画，所写行楷学习米元章，篆书学习李杨冰，因收藏古墨驰名于当世。他所题写的新华门匾宽1.6米，高0.64米，为正宗馆阁体，字体雄劲有力。

在新华门内的北洋总统府，先后有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在此办公。1927年，张作霖入京，称大元帅，中南海的总统府便改为大元帅府。

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中南海作为公园对民众开放。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接管北平，将国民党军委北平行营设在中南海。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华门。

成立“中南海办事处”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全面接管北平城防。就在这天晚上，周恩来在西柏坡召见了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和申伯纯、金城、周子健三位处长，要他们连夜出发到北平，为中央机关进京打前站。

选定他们去北平，周恩来是经过再三考虑的。

齐燕铭早年生活在北京，毕业于中国大学，抗战时期曾是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是党内不多的才子。1945年7月筹备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时担任过副秘书长，抗战胜利后任中央统战部秘书长、新政协筹备会副秘书长。

周子健是安徽人，1930年到北平读书，1937年赴延安，先后入抗大、中央党校学习。1940年起，先后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科长、处长，中央统战部秘书处副处长、处长。

申伯纯是北京人，早年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倾向革命，曾积极促成杨虎城联共反蒋。1941年被推选为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议长，解放战争初期曾在八路军驻北平办事处任处长。

金城是浙江人，1937年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留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此后10年中任边区政府交际科长、处长，长期从事统战工作，是一位优秀的统战工作者。

2月3日凌晨，齐燕铭、周子健、金城随十几位民主人士从西柏坡赶到北平。这天，北平正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他们在正阳门箭楼上参加了入城式。此时，周恩来的电报追到了北平。

在正阳门箭楼上，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一见齐燕铭就把周副主席的指示转达给他：周恩来要求齐燕铭先把中南海和北京饭店接收下来。

齐燕铭接到周恩来指示后，立即与军管会及北平纠察总队接洽，去接收中南海。此时的中南海显得空空荡荡，他们看到丰泽园门廊柱上挂着“中南海公园管理处”的牌子，就决定先在这里办公。随后几天，他们对中南海进行了勘查。

齐燕铭根据勘查情况，指示相关人员：把收集到的情况整理成文，尽快向军管会报告；要求军管会派人督促傅作义总部人员搬出中南海，要求他们停止电讯工作上交电台；立即联系文化部门去万善殿接收傅作义的军乐队并及时撤离中南海；傅作义的汽车队由交际处派人接收管理；军管会尽快派部队驻防中南海；交际处的工作人员全部进入中南海，即时展开各项工作。

俗话说，名不正言不顺，为了搞好中南海的接收工作和以后工作的开展，经研究商议并报北平军管会，先悬挂上一块“中南海办事处”的牌子，以中南海办事处的名义与外界打交道。并确定了当时的工作重点：清查中南海内所有房产的位置、面积、家具设备等并登记造册绘图列表；勘查所有房屋的破损程度，制定修复计划，联系修缮单位；联系北平市有关部门勘查修复中南海的电路、道路、上下水及安装电话等；联系有关单位清运各处垃圾并适时组织清理中南海水中的杂草淤泥；加强与北平市军管会及警卫部队的联系，配合开展整治中南海的各项工作。

中南海办事处的成立，为新政协会议在中南海胜利召开、为中央领导人入驻中南海、为开国盛典，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装饰一新的新华门，准备迎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召开。

见证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会议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等23个单位共134人参加。这次筹备会为历史留下了一个谜。我们从当年留下的照片中发现，有勤政殿门口入场照片，也有会场、大会发言、中场休息等照片，但唯独没有新华门大门的照片。特别值得庆幸的是，在此文定稿之前，作者找到了一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会前，对新华门正在进行修缮的照片。这张73年前的照片，弥足珍贵，首发在《人民政协报》，更是对人民政协的致敬！

我们推测，当年的摄影记者不多，他们都在精心准备拍摄会场，而没有拍摄新华门。但值得庆幸的是，当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拍摄了布置一新的新华门。新华门的大门口悬挂着“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会”的标语，二层楼的廊柱间，悬挂着七盏红灯笼。“新华门”匾额是悬挂在二层楼檐正中的。

这次会议后，张仃和周令钊按新政协筹备会的要求，于1949年7月20日设计了政协会徽草图。7月25日，周恩来给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副秘书长的齐燕铭写下批示：“主席赞成此草案。只请将天蓝色稍淡点或即用此色亦无不可。望即以图样送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传观通过。”（《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第167页）

1949年9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由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周恩来报告3个月来的筹备工作。会议一致通过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新华门是进入中南海的大门。这时的新华门又进行了新的装点。此次，是由中南海布置科科长钟灵、张仃等人布置的。我们从当年的影像中看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大会标横悬于一层楼檐上方，二楼正中悬挂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在“八字墙”上各有四面大红旗。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出以毛泽东为主席、由180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了由63人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董必武等56人为政府委员会委员。

10月1日下午2点，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由毛泽东主持，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下午3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后，举行盛大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飞跃，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里程碑，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1950年2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牌匾悬挂在新华门。

成为国家象征之一

新中国成立当天，齐燕铭利用中南海的木料，请人做了一块大匾，然后用大抓笔写下了“中央人民政府”6个大字。这块白底黑字牌匾悬挂在新华门进门的影壁上。

1950年新年后，“中央人民政府”的牌匾，从影壁上移到新华门大门口正上方。

1950年国庆前，随着天安门广场修建、拓宽天安门前的道路、完善天安门广场国旗杆基座、更换天安门城楼两侧大标语，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挂上天安门城楼，天安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

新华门也随着新中国第一个国庆的到来，进行了新的装饰。新华门前竖起国旗杆，“新华门”的字匾悬挂在新华门的大门上方，而原来挂新华门匾额的地方，悬挂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国家标识挂上新华门，新华门同样具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象征的意义。

196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之际，用木头刻的毛泽东手书体“为人民服务”5个红字被粘贴在新华门影壁上，影壁背面是“艰苦朴素”四个大字。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于1944年9月8日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所作的演讲。当时，抗日战争正处在十分艰苦的阶段，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毛泽东针对这一情况，讲述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号召大家学习张思德同志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团结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多次书写“为人民服务”5个字，新华门影壁上的这5个字，是从他多次书写的“为人民服务”的条幅中选出来写得最好的一幅。

1967年6月，新华门两侧书写上了两条标语：西侧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东侧为“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这两条标语字是由天安门管理处干部姜承达书写的。

姜承达出生于1934年7月，著名书法家、画家，曾在北京人民艺术工厂设计室、北京市百货公司设计室担任设计员。1958年9月调到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管理处工作。曾任天安门管理处副处长、处长，副局级调研员。1994年12月退休。姜承达在天安门管理处工作期间，曾多次参与重大会议会场的布置工作。

姜承达这次为新华门两侧书写的标语，与天安门城楼上的标语，不仅内容不同，形式也不同——新华门两侧的标语有感叹号，而天安门城楼上的标语没有感叹号。

熟悉而又陌生。

为什么一个有感叹号，一个没有呢？

其实，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

天安门是一个象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在天安门城楼上或天安门城楼内，并没有实质的办公场所，不是办公区的大门。而新华门内，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的地方，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的正门，最高行政权力的象征，是真正的办公大门，由此大门两侧的标语是有感叹号的。

1970年，中南海修缮处对新华门影壁上的“为人民服务”文字和两侧的两条标语进行了加工，将“为人民服务”5个字贴上金箔，变成红底金字；把两条标语做成有机玻璃灯箱。后来，两条标语又改成金箔镶边的白字。

如今，新华门两侧的大标语依旧，蓝天白云下，熠熠生辉。新华门大门两边各站一个卫兵，在门里面影壁左侧还有一个卫兵，3名警卫组成岗哨，仪表堂堂，刚毅忠诚。大门内正影壁上的“为人民服务”5个大字赫然醒目。

（本文作者朱彦为西北政法大学教授、闫树军为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