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永新

我们既在自然之内又在自然之外。我们同时是宇宙的、物理的、文化的、大脑的、精神的……存在。我们是宇宙的孩子，但是由于我们的人类性本身，我们又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意识的孩子。我们变成了我们所从出的宇宙的异乡人，而这个宇宙同时仍然对我们是很密切的，使我们认识这个物理世界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识。

——（法）埃德加·莫兰著

在《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第三章《人类地位》中，莫兰开宗明义指出，对于人类地位的研究，不仅属于人类科学的范围，也不仅仅属于哲学和文学的对象，它同时是“被更新了和合并了的自然科学即宇宙学、地球科学和生态学的研究课题”。人类所处的行星，只是处于宇宙郊野的一个太阳的卫星，而太阳则是银河系的数亿恒星中“迷失的侏儒小天体”，银河系本身又处于没有中心的膨胀的宇宙的周边地带。人类作为水、大地和太阳的孩子，只是“宇宙扩散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事物，是太阳系存在中的一些碎屑，是地球存在中的一棵细小的萌芽”。所以，要认识人类，不能把人从宇宙中分离，而是要把他“放置在宇宙中”，把人类的命运既整合到宇宙之中又加以区别。之所以要加以区别，这是因为人又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精神和意识的孩子，是这个地球上所有生物中“唯一拥有超级复杂的‘神经-脑’器官的，唯一拥有双重分节语言在个人和个人之间进行通信的，唯一有意识的生命体”。人类认识自己，一直在路上。

人类存在在其复杂性中向我们显现：既是完全生物的又是完全文化的。我们用以思想的头脑、我们用以讲话的嘴巴、我们用以写字的手，都同时是完全生物性的和完全文化性的器官。最为生物性的东西——出生、死亡，又同时是最被文化浸透的东西。我们最基本的生物行为，吃、喝、便溺都紧密地与规范、禁忌、价值、象征、神话、仪式相连，也就是说与最为特定的文化相连。而我们最为文化性的行为——说话、歌唱、跳舞、恋爱、沉思，又调动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器官，其中包含大脑。今后人的概念有两个入口，一个是“生物-物理学”的入口，一个“心理-社会-文化”的入口，两个入口互相依赖。我们以全息点的方式在我们拥有个别性的内部，不仅蕴藏着整个人类、整个生命，还几乎包含整个宇宙，包括宇宙可能潜藏在人性深处的神秘。

——（法）埃德加·莫兰

莫兰是从三个维度论述对于人类认识的贡献的：一是科学文化的贡献，二是人类科学的贡献，三是人文文化的贡献。科学文化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的贡献，人类科学主要是指社会科学的贡献，而人文文化则是指人文科学的贡献。他认为，人的复杂性决定了研究人、认识人也必须用多学科跨学科的方法来进行。人的许多生物学的行为，背后有许多社会、文化的东西；而人的许多文化性的行为，背后也有许多生物性的内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解，所以需要有两个重要的入口。无论是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还是语言文学、小说电影、诗歌、艺术、哲学等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一起，就可以更深入更细致更全面地洞察人性。其实，正如一滴水可以看见太阳的光辉一样，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也可以窥见整个人类、整个生命乃至整个宇宙的秘密。也许，在人性深处还有许多蕴藏的宇宙密码，等待着我们不断地探寻和发现。莫兰对此仍然抱有极大期待，而且他把希望放在教育的肩上。他说：尽管现在尚无一门关于人的科学来协调和连接许多门关于人的科学，但是教育可以有效地把自然科学、人类科学、人文文化和哲学汇聚到对人类地位的研究上来。只要教育更多地关注人类问题、人类命运，更多地用系统、复杂、整体的方法研究人的问题，就一定能够“导致对我们全球特有的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在这个共同体中所有人类面临同样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所有的知识同时构成一种翻译和一种重构，它们从信息、符号和象征出发，采取表象、概念、理论、表述的形式。知识的组织（它依据的原理和规则不在此处审视）包含连接（结合、包含、蕴涵)和分解（区别、对立、选择、排除）的操作。过程是循环的：从分解过渡到连接，从连接过渡到分解；此外，从分析过渡到综合，从综合过渡到分析。换言之，认识同时包含着分解和连接，分析和综合。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教育注重分解而忽视连接，注重分析而忽视综合。连接和综合在这里处于不发达的状态。因此，分解和无联系地积累知识受到重视，以致获得了连接知识的组织的作用。

——（法）埃德加·莫兰著

我们知道，人们学习（接受知识）的过程也是一个建构的过程，不是一个毫无规则地把知识装进头脑的过程。按照皮亚杰的理论，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个体认知结构（图式）的建构过程。在学习中，个体原有的认知结构（图式）与新的信息之间以同化或顺应的方式相互作用，使之得以扩充或重组，建构为新的认识结构（图式）。所谓同化，是指把新信息整合到原有认知结构（图式）的过程；所谓顺应，是指改造原有的认知结构（图式）以接纳新信息的过程。个体通过同化与顺应这两种方式来实现与周围环境的平衡：能够用现有认知结构（图式）去同化新信息时就处于一种平衡状态，而当现有认识结构（图式）不能同化新信息时，平衡即被破坏，就要修改或创造新的认知结构（图式）。顺应的过程就是寻找新的平衡的过程。个体的认知结构就是在“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的循环中得到不断丰富、提高和发展。在这段文字里，莫兰从大脑对信息加工的两种方式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人们组织知识包括连接与分解、综合与分析两种基本形式，由于学科知识的日益分化，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用分解与分析的方式，趋向于“把对象彼此分开”“孤立于它们的自然环境和它们构成其部分的整体”。这样的知识组织方式无疑是不利于建构得宜的大脑的。他明确指出，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认识的进步主要不是由于特殊知识的精确化、形式化和抽象化，而是由于“愈益能够把这些知识整合到它们的背景中和它们的总体中。”所以，“发展把知识背景化和整体化的能力变成教育的绝对要求”。因此用“生态学”的视野和方法，把握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尤其是现象与背景、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成为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