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这句话，虽然很短、很平常，但是背后却蕴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简单来说就是：新政协筹备会原定在哈尔滨召开，而非北平；“新政协”是全新的人民政协，而非“旧政协”的翻新修补；新中国的生日严格讲应为9月21日，而非10月1日。

下面，请听我逐一慢慢道来——

新政协筹备会原定在哈尔滨召开，而非北平

1948年4月以来，随着西北野战军光复延安；刘邓大军逐渐在大别山站稳脚跟，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全面转为战略进攻；毛泽东率领党中央机关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开始安营扎寨。此时此刻，毛泽东开始围绕迎接新胜利的到来，精心谋划起“建国”和“定都”等重大问题。4月30日，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简称“五一口号”）发布，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其中“第五条”的46个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签发这份文件的时候，毛泽东的本意是在业已解放两年的哈尔滨筹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这一点，从发生在“五一”前后的两件小事便可看出端倪。

一是4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要他告知张东荪、符定一，中共准备在当年秋季召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会议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

1948年5月1日，毛泽东致李济深、沈钧儒的信。

二是5月1日，毛泽东致信避居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字任潮）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在香港主持盟务工作的沈钧儒（号衡山），以协商的口吻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主要内容是：“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

为什么选在哈尔滨？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秘书长黄小同的话说就是：“当时把召开新政协的筹备会议地址选在哈尔滨，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

当年“北上”的民主人士下榻并参与筹备新政协的哈尔滨马迭尔宾馆，该宾馆呈法兰西斯艺术运动建筑风格

抗战胜利后，苏联仍占领着包括哈尔滨在内的我东北大片领土，由于不相信中共会“一统江山”，于是便把赌注押在蒋介石的身上，把占领的哈尔滨及东北大片领土拱手相送。

针对这种情形，党中央紧急把准备南下的三五九旅和其他部队调往东北，与老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经过内外夹击，于1946年4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开进哈尔滨，于是哈尔滨便成为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也成为支援解放全中国的重要战略大后方。特别是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开通，哈尔滨一天天“靓起来”，以与其他中国城市迥然不同的风貌呈现在世人面前。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哈尔滨城市的繁华，毫不逊色北平和上海。

从土地改革的疾风暴雨，到镇压反革命和剿匪的胜利；从改造娼妓、吸毒等旧习俗，到保证城市生活、公共卫生建设；从保护民族工商业，到发展生产恢复经济；从复兴民族文化教育，到开创新闻出版事业……一项项方针政策在哈尔滨酝酿产生，中国共产党建设管理大城市的探索和实践，开始从这里起步。到1948年9月，哈尔滨已经解放两年多，基本建成统一完善的人民政权，各项建设工作有序进行，人民投身城市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

1948年10月，首批抵达东北解放区的部分民主人士。前排有谭平山（左二）、沈钧儒（中）、蔡廷锴（右一），后排中为章伯钧

在毛泽东、周恩来亲自部署指挥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海内外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下，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行动开始周密地进行着。自1948年下半年起，一批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及在海外的民主人士纷纷“北上”，其中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第一批民主人士，一路辗转颠簸，最终抵达哈尔滨，并随即着手参与筹备新政协。

从1948年10月8日周恩来率中央统战部在西柏坡拟定《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算起，到11月25日，具有政治协商与多党合作象征意义的政治文件《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正式形成，历时49天，这期间，新中国的蓝图越发清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开始呈现雏形。

这些民主人士在哈尔滨的协商讨论还有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关于建国程序的变化。章伯钧、蔡廷锴向中共中央建议，新政协即等同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直接产生临时中央政府。这一点在当时非常重要，为1949年由人民政协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算不如天算。毛泽东本打算五年打倒老蒋，不曾想，老蒋的“精锐之师”在“三大战役”中丢盔弃甲，跑得比兔子还快，仅仅只用了两年就纷纷土崩瓦解。

1949年春天，随着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批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同时决定将新政协筹备会议的地点，由原定的哈尔滨改为北平。

1949年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江南各大城市相继获得解放。经各方协商，6月15 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会议成立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下设6个筹备小组，分别承担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大会宣言，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等工作。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满怀豪情地讲道：“中国人民的命运已经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涤荡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共和国。”

1949年7月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在中南海合影。左起：谭平山、周恩来、章伯钧、黄炎培、林伯渠、朱德、马寅初、蔡畅、毛泽东、张奚若、陈叔通、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李济深、李立三、蔡廷锴、陈嘉庚、乌兰夫、沈雁冰

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正式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样，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机均已成熟。

“新政协”是全新的人民政协

而非“旧政协”的翻新修补

所谓“新政协”，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而所谓“旧政协”，指的是按照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的约定，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由国民政府主持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两者有联系，但更有本质上的区别。

“旧政协”出席会议的有5个党派38名代表，其中国民党8名、共产党7名、民主同盟9名、青年党5名、无党派社会贤达9名，代表了当时中国政治舞台“左、中、右”三种力量。中共代表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主张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新民主义国家，为左派；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要维护其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为右派；民盟则主要反映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而幻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走旧民主主义道路，为中间力量。无党派和社会贤达中有左派、中派，也有右派和附和右派的。而青年党不过是国民党的附庸。中共代表团正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会议期间争取、团结民盟代表及其他中间人士，打破了蒋孤立中共、瓦解民盟的反动方针。

“旧政协”的中心议题主要是关于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问题。虽然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和宪章草案等五项协议，但是随着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11月“伪国民大会”在南京粉墨开场，这些协议悉被撕毁，成为一纸空文。尽管这次会议所达成的共识和通过的各项决议，还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有利于冲破蒋介石独裁统治和实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和平建国，受到各界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激发了亿万善良的中国人对于实现全国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热烈期望。这种政治协商的精神和协商建国的构想，对中国的民主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于“新政协”和“旧政协”的本质区别，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都曾进行过精辟论述。其中，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次会议证明，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一道，是不能解决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即使勉强地做了决议也是无益的，一待时机成熟他们就要撕毁一切决议，并以残酷的战争反对人民。”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领导人谭平山也曾说到，“新政协不是旧政协的还原。”“当前有些人却以为这是旧政协的还原，一心以为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的旧政协现在重新恢复过来了，其实新旧政协有很大的不同。”

郭沫若当年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参加了旧政协，是名副其实的“过来人”。1948年6月，他在《自由》周刊上发表《为新政协催生》，对于新旧政协本质的不同，写道：“旧政协是亲美的，新政协是反美的；旧政协是拥蒋的，新政协是反蒋的；旧政协是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本主义讲和的，新政协是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本主义宣战的；旧政协是以旧民主主义为蓝本，新政协是以新民主主义为蓝本。一句话归总，旧政协是改良性的产物，新政协是个革命性的产物。”

邓初民，曾参与重建中国民主同盟领导机构、参与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在《怎样响应新政协的号召》的讲演中，他曾作过这样经典的评述：“新政协和旧政协有什么不同呢？简单来说，旧政协是蒋介石召集的，但并不是他愿意召集的，因为他是独裁者，而是全中国要求民主的人民和代表人民要求民主的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逼着他召集的。召集这次政协的目的就是要结束独裁，实行民主。正因为旧政协是蒋介石被逼到不得已而召开的，他并无诚意结束独裁，实行民主，所以旧政协虽然开了，通过了五大议案，但终于被独裁者亲手撕毁。”“中共在今年‘五一’号召要开的政协如果是召开了，那就与旧政协完全不同，那就要真正的结束独裁，实行民主。那就会彻底地把民主的障碍铲除，把美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中国，把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打倒。随着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全国人民所要求的和平——真正的和平、永久的和平，也才能彻底实现，这就是新政协与旧政协最基本的不同点。”

关于大会的性质和历史地位，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会议包括六百多位代表（共5大界别、662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这就指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沈钧儒是参加过旧政协的民盟代表，也是中国民盟的主要领导人，他曾说：“旧政协是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面对面斗争的会议。蒋介石毫无诚意，在美蒋勾结下，放出通过政治协商以求和平的烟幕，争取时间发动内战。”

关于“新政协”的领导问题，谭平山曾说道：“现在中共号召的新政协，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决不允许反动分子参加。”“这个新政协，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分担革命责任的会议，而不是分配胜利果实的会议。为着争取革命的提前胜利，是要大家多负责任的，而领导的责任，更不能不放在共产党肩上，这是历史发展上一种不容放弃的任务。”

提到领导问题，著名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创始人之一朱学范也曾说道：“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新政协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参加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必须根除‘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民建代表黄炎培曾把新中国比喻成为一所新建的大厦，他说:新的大厦已题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所大厦，是钢骨水泥的许多柱子撑起来的。这些柱子第一是中国共产党，还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这钢骨水泥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大厦的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厦屋顶飘扬着一面大旗，上面写着“新民主主义”。大厦有五个大门，每个门上有两个大字，就是“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大厦的主人是“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这一比喻，形象地描述了新中国的领导力量、政权基础、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

关于“新政协”的历史任务，当年参加过旧政协的民盟代表章伯钧曾著文发表观点：“民盟对于新政协的理解，也正与其他民主人士所了解的相同，他不把新政协看作与旧政协是同名同质的党派会议，而是在新的阶段，负有新的任务的政治协商会议。”所谓新的任务，即指中共“五一口号”第四条：“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新中国生日严格讲应为9月21日，而非10月1日

1949年9月21日下午7时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开幕。这次会议的开幕，标志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也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这一信息，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同志所致的开幕词中，他指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毛泽东同志操着厚重的湖南口音铿锵有力地讲完这段话时，会场上顿时响起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好多代表都激动地热泪盈眶，那种期盼渴望“翻身做主人、终于站起来”的欣喜之情可想而知。

接下来，毛泽东同志又讲到，“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

最后，毛泽东同志高呼口号：“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庆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

当时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是中国光辉灿烂的人民的新世纪的开端。”

《光明日报》也形象地比喻：“新中国和一个将要脱胎的婴儿一样，它是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母胎中，经过二十余年的孕育酝酿，到了五官肝胆俱全，活力充沛。然后藉接生婆——人民政协之手，将它助产下来。”

总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做的一切准备工作，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协召开之日，就是新中国诞生之时。由此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严格讲，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的日子——1949年9月21日。

2004年9月21日，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55周年大会讲话中也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同新中国一起诞生的。”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表决时的情景

当然，大会期间，9月27日通过了定都、国歌、国旗和纪年等四个决议案；9月29日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9月30日下午大会选举产生了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向全国同胞们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等等，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展示新中国的形象和担当，确保新中国以崭新的姿态稳步前进所做的基础性工作。

至于“国庆日”，其实是大会以后的事。最早提出这件事的是民进首席代表马叙伦委员。1949年10月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鲁迅先生的遗孀许广平委员发言：“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的林伯渠委员也发言附议，建议尽早讨论决定。

当天，会议即通过《请政府明定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以代替十月十日的旧国庆日》的建议案，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择施行。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决议，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兹宣告：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10月1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1949年10月1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同志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自此，“10月1日”就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久而久之，世人便渐渐模糊了新中国第一声啼哭的那个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