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第五、六、七届委员，第八、九届常委，吉鸿昌烈士的女儿吉瑞芝，因病于2023年1月12日8时17分在天津总医院逝世，享年91岁。

吉瑞芝生前，记者有幸采访了她，听她讲述吉鸿昌烈士和她一家的故事。

我是吉鸿昌烈士的女儿吉瑞芝，祖籍河南省扶沟县吕潭乡。从我出生就和父母亲生活在天津。1949年天津解放后，党组织找到我们，他们一见母亲就亲切对母亲说：“吉夫人你受苦了，你是吉鸿昌烈士的夫人，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授予吉鸿昌同志革命烈士的称号，今后你们的生活有组织安排。”从此我们就过着供给制的日子。

当年就送我进中学读书。在学校的党团组织帮助教育下，我思想上有了进步，成为学校的第一批共青团员。1950年，开展“镇反”运动，天津市召开了万人大会。我在会上作了“为我的父亲吉鸿昌烈士报仇”的控诉。会后将犯下累累罪行、亲手策划谋杀父亲的凶手吕一民正法。1951年，我和母亲一起应河南省党政领导之邀返回故里，为父亲扫墓；随后，我们母女俩作为特邀人民代表，出席了河南省人代会。在此期间，我们到过开封等地宣讲父亲事迹，并撰写了一篇控诉蒋介石杀害我的父亲吉鸿昌烈士的文章，刊登在河南省文联出版的《翻身文艺》上。1953年，党和国家为了褒奖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的烈士，颁发了毛泽东主席亲笔给我母亲胡红霞签发的《光荣烈属纪念证》。1954年，我在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下在天津师范大学学习和工作，并于1955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4年，父亲牺牲30周年，河南省委、省政府举行了隆重的迁葬仪式，将父亲的棺墓由扶沟县迁往郑州市烈士陵园。我和母亲也应邀参加了安葬仪式。党和人民给予父亲许多荣誉和很高的评价。1971年，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会上提到我父亲，他评价说：“吉鸿昌同志由旧军人出身，后来参加了共产党，牺牲很英勇，从容就义。很有必要把他的事迹出书。”此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父亲的事迹以小说、话剧、电影及书刊等多种形式广为流传。1979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吉鸿昌》获得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拍摄期间我应长影之邀，经天津市政协批准，参加了这部影片的摄制，把我所知道的父母亲的经历和生活情景讲给导演和演员，剧组的同志们都亲切地称我为“生活顾问”。

为了再现父亲光荣的一生，我克服了许多困难带病和摄制组的同志们一起奔赴北京、河南、东北、河北等地。电影上映后，在全国引起轰动，特别是父亲在刑场上，面对敌人的枪口死不倒下的英雄气概和那首充满浩然正气的就义诗，给广大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许多观众纷纷写信，表达他们对民族英雄无限崇敬的心情，使我深受感动，遂应中国青年报之约，撰写了题为“青松碧柏”的纪念文章。

1984年11月，在父亲牺牲50周年的日子里，河南省委在郑州市和扶沟县分别举行了大型纪念活动。作为烈士女儿从始至终都在为开好大会而尽心出力，我邀请了天津市及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党史名家胡华同志参加了这次活动。扶沟县于11月24日举行了有1.6万人参加的纪念大会，河南省党史办举办“吉鸿昌烈士事迹研讨会”；郑州市于11月25日在烈士陵园举行了父亲纪念碑、纪念亭落成仪式。胡耀邦题写的“吉鸿昌烈士纪念碑”碑铭赫然醒目。我还写了一万多字的文章“怀念我的父亲”以表达我要像父亲一样为党的事业奉献出自己的一切。为纪念父亲牺牲50周年，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国魂——吉鸿昌将军牺牲50周年纪念辑》，邓小平同志为该书题写了书名；聂荣臻同志题词，誉父亲为“民族英雄”。

此后的几年里，我广泛地收集资料，采访父亲生前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们，经过我和我丈夫郑慈云的不懈努力，完成了一部39万字的《华夏忠魂——吉鸿昌传记》，是至今为止我父亲史料最全的一部传记，已于1991年12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薄一波同志为该传记题词：“民族英雄时代楷模”。          

为了使父亲当年在家乡办起的“鸿昌学校”办得更好，多年来我倾注了大量心血。虽然我不能像父亲那样，为学校捐资办学，但我可以奉献我的一颗心。我努力帮助家乡逐步恢复“吉鸿昌学校”面貌，成为从小学到高中的完中。经过多方共同努力，1984年，吉鸿昌学校高中部成立了，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我荣幸地成为该校的名誉校长。这是最值得我欣慰的。

1995年，我参加了天津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宣讲团，成为第一批宣讲团的成员。多年来，我宣讲父亲吉鸿昌烈士的事迹，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认为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宣讲烈士事迹，我不仅到天津市的大中小学校、机关部队，还到其他省市，到北京五中、北京某部队、河北沧州师院、张家口中小学、河南省郑州、开封、周口等地。粗略统计，我还担任包括天津新华中学、海河中学、岳阳道小学、原74中、天大、师大、城建学院等在内的共50余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还有北京、张家口等地校外辅导员，及河南省扶沟县吕潭乡吉鸿昌学校名誉校长、河南周口地区教育学院名誉院长。这些年来每年为学生作报告，不计其数，克服困难履行着关工委宣讲团员的义务。据不完全统计：宣讲几十次约十几万人，接待来访的师生无法统计。随着年龄的增长，行动不便，我把爱国主义教育阵地搬到家里，家中最大的一个房间便成了陈列室，我父亲的遗物遗照遗墨都摆放在这里。来访的青年学生们反映既真实又亲切。

199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从4月5日至8月16日，我应邀为学校、团体、机关、农村和部队讲了20余场，听众约3万余人。几十年来，我不仅宣讲，还撰写出版了近百万字的书，捐赠给各学校。例如：青年革命传统教育系列丛书之一的《革命烈士卷·吉鸿昌》、为中共党史人物传26卷所撰写的《吉鸿昌》（荣获了中央党史人物研究优秀成果奖）、《华夏忠魂——吉鸿昌传记》（获河南省优秀图书奖和北方15省社科优秀图书奖、全国金钥匙荣誉奖)，我还撰写《五原誓师前后的吉鸿昌》《冯玉祥与吉鸿昌》《怀念我的父亲吉鸿昌》等文章，因此我被收入1994年出版的《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并获得荣誉证书。

为了弘扬父亲的爱国思想，从50年代起我和母亲，先后向中国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天津历史博物馆、天津烈士陵园吉鸿昌烈士纪念馆、河南省扶沟县吉鸿昌烈士纪念馆等捐赠了父亲的遗物，包括父亲在狱中的血衣、围棋、出国考察期间使用的皮箱、毛毯还有他就任宁夏省主席时用过的座椅等等。特别是父亲在狱中所写的遗嘱和父亲的照片，这些珍贵的遗物，都是我母亲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许多同志看到后不仅为父亲光辉的一生而震撼，同时也对于我们在那样白色恐怖的环境下，还能把父亲的遗物遗照保存得完好无缺表示钦佩。几十年来，我们把父亲的遗物毫无保留地、无偿地捐赠给有关单位。

1978年开始，我在天津市政协做落实政策工作和统一祖国联谊会工作，同时又做些社会工作。我先后当选为天津市政协五届至十一届政协委员，七至十一届政协常委。在我任七届市政协常委时，兼任祖统委副主任，后任港澳台侨联谊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三胞中青年联谊会成立时，我被聘为顾问，我努力做扩大联系面工作，为祖国统一战线工作尽了自己一份力量。

多年来，天津市政协各级领导和政协机关的同志给了我很多关爱和帮助。1998年我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和关工委市级先进工作者，此后，还被全国关工委评为先进个人，并出席表彰大会。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适逢父亲诞辰110周年，天津市委党史办出版《民族英雄吉鸿昌纪念辑》，我把珍藏的八十几张照片捐赠给天津党史办。天津市委领导对该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2007年在纪念建军八十周年举行的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上，我作为模范烈属，参加大会并受到表彰，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2009年10月我作为“双百”英雄的后代，荣幸地参加了建国60周年观礼活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我先后接待了来自中央台第七套、上海、内蒙古、天津等电视台的视频采访，播出后反响很好。2009年11月24日，为纪念父亲牺牲75周年，河南省在他的家乡扶沟县重新修建了吉鸿昌将军纪念馆，江泽民为纪念馆题写馆名，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为纪念馆揭幕。2015年9月应邀参加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活动，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

我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本报记者张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