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力障碍犹如一道“透明的墙”，隔断了听力障碍者与其他人之间的连接。为了打破这道“墙”，从4岁开始就重度听力残疾的她从未放弃努力。努力学说话，成为普通人；努力成为光，照亮和她一样的人。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联理事、中国聋人协会主席杨洋，聆听她和听障朋友们的奋斗故事。

打破“玻璃墙”

“被光照耀的我们，也能成为光照耀别人，被别人需要。”在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聋人协会主席杨洋的这句话，感动了无数人。这句话带给人们的不仅是感动，更有无数的温暖和力量。

杨洋4岁失聪，是一名重度听力残疾人。作为一名新委员，今年全国两会前夕，她在充满期待的同时，心里也不免有些担忧，“不知道是否能全程无障碍地获取大会相关信息。而且大家都佩戴口罩，我担心看不到口型，遇到问题不能及时沟通。”杨洋欣喜地告诉记者：“没想到整个大会全程非常顺利。”

“刚去驻地，其他委员和工作人员和我交流沟通时，都会很自然地摘下口罩，方便我看口型。”杨洋说，在感到温暖的同时，也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更让杨洋惊喜的是，大会还为重度听力障碍委员安装了同声传译设备。“把助听辅具插入设备，话筒里的声音就会直接传送到我的助听辅具中，就好像在耳边说话一样，声音非常清晰。”杨洋感慨科技进步的同时，心里的最后一丝担忧也放了下来。

“以前我只了解不同语言间的同传，这是第一次感受到对听力障碍者的同传。”又一次感受到科技带来的“冲击”，杨洋想到了她身后的更多听障朋友。“要让更多听障朋友们尽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多元的‘信息冲击’，会让他们的世界变得开阔、丰富。”

“参政议政没了障碍，更要好好履职建言，为更多残障朋友发声。”在杨洋心中，为更多听障朋友解难题谋福利，是她的使命，“因为我了解他们的难处和需求。作为新委员，希望能够为残疾人事业做点事，真正给残疾朋友帮点忙。”

从1999年进入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工作，20多年来，杨洋眼见着残疾人的康复水平不断提升，上大学的残疾人越来越多，无障碍设施日益普及……然而与其他残障者的处境不同，听障者面对的“墙”是隐形的，他们四肢健全，看起来与健听人无异，因此常常引发误会和隔阂。

“如果在工作、生活、学习中频频碰壁，甚至连手机通话都不能用，听障残疾人情绪上会非常受影响。时间长了，还会逐渐变得不愿意与外界沟通。同时生活中还有很多重要且关乎安全的声音，比如烟雾警报器声、汽笛声、门铃声、儿童哭声等，对我们来说都好像触不可及，这时候会觉得我们跟社会的距离有点远。”杨洋说：“只有消除了信息不对称，才能打破这道墙。”

作为中国聋人协会主席，杨洋不断在各种场合、利用各种渠道，向外界传递听障朋友的需求和难处，并提出合理化建议。她最大的愿望，是推倒横在听障朋友和健全人之间的“玻璃墙”，帮助这些同她有着相似遭遇的朋友们一起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和位置。

“十聋九哑”渐成历史

4岁时的一场疾病，让杨洋的世界按下了静音键，坚强的她没有向命运低头。通过模仿父母的口型，杨洋再次学会了说话；通过观察嘴形变化，她学会了读唇。唇语帮她缩小了和有声世界的沟壑，但和陌生人交流，她还是会有些紧张：“每一个人的唇动习惯都不一样，有人说话时嘴唇几乎不动。”

杨洋是融合教育的受益者，“当时在父母的坚持下，我一直在尝试、探索，每个学校几乎都经历了从不收到试读的过程。”高考时，由于当时普通高校不招收双耳失聪者，杨洋经历了无数曲折与反复：体检不合格被取消招生资格后，他的父亲向中国残联写信求助，杨洋各个阶段的母校甚至街道办都为她的事而奔波。

最终，在开学大半个月后，杨洋进入杭州大学攻读数学专业，成为普通高校的第一位听障大学生。

“现在我们这个群体已经有两位博士后，近20位博士，有的还去了海外留学。积极康复和融合教育，使我们都成了想成为的自己。”杨洋笑着说。

38岁那年，杨洋接受了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好在我们生活在今天的新时代。”杨洋感慨道。她介绍，这些年来，在政府和残联等社会各界的推动下，人工耳蜗的推广卓有成效。“随着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听障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听会说’，‘十聋九哑’渐成历史。”

今年两会上，杨洋带来2件有关人工耳蜗的提案。目前我国人工耳蜗植入只对儿童有优惠政策，超过18岁的听力残疾人植入人工耳蜗则需要完全自费。杨洋告诉记者，“很多人在小时候听力受损并不严重，等需要做人工耳蜗时已经成人。虽然大部分人都想做手术，但经济条件不允许。听力障碍没有解决，又找不到薪资相对高的工作，因此恶性循环，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为此，杨洋从两个角度提出建议，“一个是改进上市审批工作机制，加快进口人工耳蜗产品内地上市进程，新款进来快，老款就会降价，满足不同需求。另一个办法就是希望纳入医保或是大病救助，为成人听障群体带去希望和机会。”

从不可能到可能

2021年春节，重庆沙坪坝区磁建村150多名聚居的听障者，集体观看了春节联欢晚会，现场很多人笑着笑着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这么多年，终于能在大年三十的晚上，看懂了春晚小品，和大家一起笑，真是开心！”听障老人赵磊激动地说。让老人实现心愿的正是一个如手掌般大小的“实时字幕机顶盒”。

让电视节目实现实时字幕这件事，杨洋期盼了21年。刚进入中国残联工作时，杨洋负责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推动给新闻节目加配字幕”。“其实从2003年起，春晚就可以在重播时为所有节目加配字幕，但直播字幕却一直没有实现。”杨洋说。

对很多健听人来说，字幕或许可有可无，但杨洋一直很坚持，“实时字幕原汁原味，包含的信息丰富、完整，也能更好地呈现讲话者的个性。”在杨洋看来，字幕里蕴藏着“连接的力量”，它是听障朋友的刚需。

观看直播，线上会议，网课……自2020年6月问世以来，“字幕盒子”成了很多听障人士不可或缺的“助手”。杨洋期盼着，实时字幕能够在更多的地方发挥作用，像“盲道”一样成为无障碍社会中的一种基础设施。

近些年来，杨洋见证着科技正在一点点打破听障者的“玻璃墙”。从20世纪80年代助听器的介入，到现在人工耳蜗、数字助听器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让听障者从“听得到”到“听得清”。硬件在进步，软件也把目光聚焦到特殊群体。2017年科大讯飞将语音转文字技术向民用普及，此后不少科技公司推出一系列语音转文字的工具和产品助力听力障碍群体。

“如今，语音转文字成了我们离不开的工具，听力残疾人口语使用者、手语使用者还可以使用文字转语音来帮助自己说。”杨洋和更多听障朋友欣喜地看到，科技助力，推动着更多的不可能变成可能，“听障群体的职业类别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各行各业都有我们的声音。”

“如何引导社会关注、了解听力健康重要性的同时，通过数字技术为听障群体提供无障碍信息服务，是未来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杨洋希望，未来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加入关爱听障群体的行列中，为听障群体提供更好的信息无障碍工具、更多的公益救助项目，并通过公益科普呼唤社会重视和关爱听力健康。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更多听障朋友能够成为光，继续照亮他人。”杨洋坚定地说：“希望我们共同努力，让这个社会更加包容，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