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刘文典在校勘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是研究《庄子》的专家。每当给学生上《庄子》课，他第一句总会说：“《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当然也没有人懂！”言下之意，他若不懂，别人就更不懂了。曾有人向他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刘文典自负地说：“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者，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另一个就是我刘某人。”

刘文典虽然狂傲，但对陈寅恪却敬重有加。有一次，在课堂上，刘文典对学生说：“我对陈先生不是十分敬佩。”学生一片愕然。隔了一会儿，刘文典加重声音道：“我对陈先生的人格学问，是十二万分的佩服。”他竖起大拇指说：“这是陈先生！”然后又竖起小拇指说：“这是刘某人！陈先生连波斯文、突厥文都会，跟他比，我差得远。”

刘文典与陈寅恪相识于1927年，后来二人同为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导师。随着接触的频繁与了解的深入，刘文典对陈寅恪越发崇拜。在刘文典看来，“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有文史方面疑难问题不能解决的，只要向陈先生请教，总能得到满意的答复”。每当刘文典有学术成果时，他最先想到的就是向陈寅恪先生报告，“曾以战绩示寅恪先生，极承嘉许”。

1939年，刘文典出版学术著作《庄子补正》（十卷）时，陈寅恪特意作序，说：“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供治庄子者必读而已哉。”陈寅恪的评价一出，刘文典顿时身价倍增，获得了“庄子专家”的美誉。

在西南联大时，昆明经常遭遇日军突袭，师生们到处跑着躲避。有一次，刘文典跑警报时，忽然想起陈寅恪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不便，便带领几个学生匆匆赶赴陈寅恪的寓所，一同搀扶着陈寅恪往城外躲避。学生要搀刘文典，刘文典不但不让，还让学生搀扶陈寅恪先走。他大声叫嚷：“我要死了，大不了没人讲《庄子》。陈先生是国粹，还是保护国粹要紧！保护国粹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