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中国美术馆建馆60周年、《人民政协报》创刊40周年。本刊特别推出“同心协力写丹青——中国美术馆藏书画界全国政协委员美术作品选粹”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刘海粟（1896年3月16日—1994年8月7日），名槃，字季芳，号海翁。汉族，江苏常州人，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1912年与乌始光、张聿光等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14年秋始任副校长，1919年7月始任校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历任南京艺术学院一级教授、院长、名誉院长，上海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曾任第一届江苏省政协委员，第三、四、五、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第三、四、五、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遵义会议会址》是刘海粟先生于1985年创作的油画作品。入藏中国美术馆以来，作为刘海粟晚期油画作品的代表作之一，这件尺幅不大的油画作品在历年中国美术馆的重要展览中屡次与观众见面。

1985年，时年90岁的刘海粟探访了革命圣地遵义，追寻红军长征时的足迹来到了娄山关和遵义会议会址。刘海粟感慨万千，提笔创作了这幅油画《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的会址建筑占据了画面的主体，笔触随性而凝练；远处的群山与云朵既界限分明又浑然一体，仿佛阳光下的光影流动，既有西方艺术的肌理，又兼具北宋“米氏云山”之神韵。在处理画面中的主体建筑时，他在造型上不求绝对精准，兼带传统中国艺术中的写意精神。而整幅画面最夺人眼球的是清新明丽的色彩，刘海粟在色彩的选择上融入其主观性的处理，大片蓝绿基调中又有清晰可见色彩的层次，于蓝绿色的主基调中嵌入高饱和度的红色作为点缀，在联系西方印象主义和现代主义色彩特征的同时，亦承接着传统中国青绿山水的审美意趣。

这幅作品另有一处特色，在画面右上方的空旷处，刘海粟用红色颜料书写道：“九十遐龄来遵义，以十分激动的感情画遵义会议会址。一九八五年八月廿七日。刘海粟”。之后他又在此基础上赋诗一首：“遵义萌星火，神州烈焰新。奇峰辉史册，半祀忆长征。笠上雨犹湿，灯中火似明。消烟凝彩雨，壮我中华情。海粟又题。”画中题跋题诗是传统中国文人画的表征之一，然而在这幅油画作品中，刘海粟打破了中西绘画在传统形式上的藩篱，于不经雕琢之中将心中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凝注于画面。他兴致所至，以颜料为墨，以画布代纸，抒发自己胸中的无限豪迈和感慨。刘海粟在这件作品中，于艺术语言和精神内核两个层面，都完美诠释了“中西合璧”的含义。

刘海粟此刻胸中的豪迈自然有迹可循，他见证了20世纪中国的风云激荡，并以自己的传奇经历书写了作为20世纪中国艺术家、艺术教育家的辉煌人生。他一生在美术教育和美术创作中的勤耕不辍，成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中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并与其他杰出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们共同塑造了当今中国美术的样貌。

这幅《遵义会议会址》创作于1985年，刘海粟先生时年已90岁整，其毕生的艺术造诣以悠然自得的方式融入明丽润泽的色彩之中，于波澜不惊的画面中彰显出浓烈的个人特质。这种清晰的个人艺术语言形成的背后则凝结着刘海粟跨越大半个世纪对于油画创作的不懈探索。

“中西合璧”的先驱

刘海粟的艺术创造力在他早年学画时便初露端倪。他儿时即对书画产生浓烈兴趣，8岁开始学画，在临摹古画时便不拘泥于成法，所展露出的艺术天分和创作精神为他的艺术生命奠定了基调。他在11岁时所创作的作品《螃蟹》入选了第一届全国儿童绘画展览会，并被印在展览图录的封面之上。更加难得的是，刘海粟从少年时代便意识到传授美术创作的方法和理论的重要性，他在14岁时于家中办起了图画专修馆，虽然只有亲戚家的几位女孩报名，他也坚持和姐妹们一起临画、写生和学习。

正是基于少年时对美术创作的热爱和对美术教育的思考与关注，1912年11月23日，刘海粟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乌始光、张聿光等，创办了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更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首批学生仅12人。当回溯历史时，可以惊奇地发现这几位热血青年共同创办的小小的学校竟然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美术专门学校。刘海粟任副校长，当时他只有17岁。

对于刘海粟而言，西方艺术的影响不仅限于他对美术教育的大胆改革，更直接体现在他本人的艺术创作中。当把视线聚焦于刘海粟的油画创作，会发现一条明晰的线索，他始终以中国的绘画传统为根基，并不断把最前沿的西方艺术观念融入自己的创作。刘海粟终其一生都在探索着打通中西美术观念壁垒的融合之路，他的艺术语言也在这条探索之路中不断变化，愈发成熟，直至终成一派。

刘海粟油画创作的初期也是中国现代美术的萌芽初发之际，这个时期的特征即大量西方艺术的图像和艺术观念涌入中国，不断冲击和影响着中国现代美术的萌发。在上海图画美术院成立的最初十年中，西方后印象主义被介绍到中国，刘海粟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也明显参考和借鉴了后印象主义的创作语言。如1919年创作的《披狐皮的女孩》和《西冷斜阳》，在色彩和笔触上能明显地看到类似后印象主义的特点，但也能发现其自幼所习中国传统绘画创作方式的惯性依旧存在于画面之中。仅就刘海粟早期的油画创作而言，可以看出其对中国传统绘画和后印象主义艺术语言的融合和转化。

1929年，在蔡元培的协助下，刘海粟以特约驻欧著作员的身份开启了为期近3年的游学生涯，这是他艺术生涯的重大转折。他先后前往法国、意大利、德国、比利时、瑞士考察各大博物馆、美术馆、画廊及美术院校。他一边研究西方近现代艺术的发展沿革，总结西方近现代艺术发展规律，一边从事油画创作。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后印象主义的终结，西方的现代主义艺术的发展已势不可挡，其中重要的流派，如野兽派、立体主义、抽象主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等也已被中国艺术界所知。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刘海粟的油画创作确立了以传统中国艺术为基点，结合西方现代主义观念的创作方式，正式走上了具有明显个人特征的中西合璧之路。在这一阶段的创作中，塞尚的几何构成方式、马蒂斯的色彩表现，都被刘海粟以自己的理解融入画面，这些新的创作元素被他深入骨髓的中国传统写意精神所驱动，创作出一批具有西方现代主义表征，同时蕴藏传统中国审美取向的作品。在1929至1935年两次赴欧期间，刘海粟创作了超过百幅油画作品，如《巴黎圣母院夕照》《威士敏斯的落日》等，成为他这一阶段创作的代表作品。

归国之后的刘海粟继续探索着在绘画创作和美术教育方面的中西合璧之道，对于中西艺术语言的融合实验一直是他创作的初衷和线索。与其他负笈西洋的中国现代艺术先驱们不同，刘海粟在走出国门之前就已经是资深的美术教育者。在风雨飘摇的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是全体中华民族最迫切的任务，刘海粟深知现代美术教育体系对于一个已经饱经摧残的民族在精神重铸方面的重要意义。他不仅办学、创作，也同时发表了大量关于西方艺术的译文和著述，力图从技法到思想革新旧中国的艺术窠臼。在此过程中，他领会到西方现代艺术所折射出的现代精神，并积极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融入创作过程中，这是隐藏在绘画技法表象之下更深层次的“中西合璧”，作为先驱的刘海粟为中国美术的前进发展开辟了新的境界。

探索“油画民族化”之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刘海粟的艺术创作焕发了新的活力，他在油画民族化上的探索也进入了新的时期。30余年油画创作的积累促使刘海粟更为深入地思考传统中国艺术观念融入油画这种源自西方美术创作体裁的具体方法。

如果说在此之前刘海粟的油画创作是其深入血液的中国艺术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的表征自然融合的产物，而此时的他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画和油画之间在艺术本体层面的关系，他开始更加注重把中国传统美术的具体技法直接融入油画的创作，将自己所学习的西方各个流派的色彩、线条和造型方法，与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相融合和改进，并探索出可以推而广之的创作方法论。在这一时期，他在承担教学任务之余赴全国各地写生，作品中的个人特质也越发清晰纯熟。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刘海粟的身体状况却不太理想，先后3次中风，他在积极康复之余也没有停止创作，在十几年的修养和积淀后，终于迈向了他艺术生涯的最高峰。

1979年，恢复健康的刘海粟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年逾古稀的他再一次开启了游历祖国山河的旅程。此时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全新的历史时期，全国上下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激发了刘海粟的创作灵感与激情，他的油画作品从此呈现出不同以往的风貌。他于1983年登临泰山作油画《徂徕山云海》；登蓬莱阁作油画《蓬莱阁》；于同年在威海作油画《刘公岛》；1984年赴青岛海滨作油画《海景》；1985年探访娄山关作油画《娄山关》；再去遵义会议会址作油画《遵义会议会址》……

在刘海粟的艺术生涯中，有一处景观，每时每刻都在他的内心产生共振，这就是黄山。从1918年第一次初登黄山到1988年第10次登临黄山，跨度长达70年之久，贯穿了刘海粟一生的艺术实践。在这漫长的岁月中，黄山见证了他艺术风格的逐渐成熟。刘海粟在六上黄山之时所书诗句“昔日黄山是我师，今日我是黄山友。”足以见得他心境的变化。从师法造化到与造化为友，刘海粟用了漫长的70年。

20世纪80年代起，刘海粟又四上黄山，完成了他“十上黄山”的夙愿。此时的刘海粟对于油画技法的运用早已融会贯通、酣畅淋漓。依稀可辨的西方艺术语言毫无痕迹地融入传统中国画的笔法墨法。画布为纸、颜料为墨，西方印象主义中的光色变换和野兽派的浓烈色彩竟然与中国青绿山水的瑰丽淡雅在同一幅画面中遥相呼应，融为一体。这是经过西方艺术洗礼和东方文化浸润之后生发成的洒脱和自信。西方现代主义中的反叛内核经过中国人文精神的提炼与内化，成为一种以油画为媒介，融合西方现代精神与中国文人心性的艺术形式。在此时，刘海粟一生探求的“中西合璧”之道终于完成，造就了新的审美范式，也为油画的民族化的探索铺就了一条宽阔的大道。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馆员李暨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