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字，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最终取得了伟大胜利。

为渡江出师“定名”，成立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表宣言，积极投身于增产节约运动、捐献飞机大炮、参与慰问前线……抗美援朝“立国之战”开始后，刚刚步入新中国的中国民主党派，从道义上、物质上、精神上等诸多方面，声援和支援这一伟大战争。

在这期间，镌刻下了中国民主党派的爱国心，烙印了深深的爱国情，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一起铸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这一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值得永续传承，世代发扬！

出师有名“志愿军”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抗美援朝的决策确定后，即着手研究以什么名义出兵。如果公开宣布派中国人民解放军赴朝参战，等于公开向美国宣战。为此毛泽东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进行商议，周恩来提出能否用“支援军”这个名称，其意就是支援朝鲜人民。但对于出国作战，毛泽东是慎之又慎的，他说，还要再与民主党派协商，请贤智民主人士来“献词定名”。

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协商，这不仅是对民主人士的尊重，更是《共同纲领》的规定。广泛征求意见的“定名函”，迅速传至各民主党派，这是一件“急迫”事。仅半天时间，一向以真知灼见又直言不讳而著称的民建领导人黄炎培来到了中南海。

毛泽东、周恩来，热情迎接这位多年的老熟人、老朋友。轻松的寒暄后，马上进入正题。黄炎培说：“自古道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要打这个不好打的仗，应该怎么打？有了一个正义之名，仗就好打喽！”

周恩来说：“我们初拟了一个名字，把这次跨江作战的部队叫支援军，就是支援朝鲜人民，支持人民的正义。”

黄炎培听后，摆摆手说：“支援军，妥切吗？我看这个叫法或是称谓，还是师出无名！”直率地否定“支援军”这个名称，是黄炎培秉性使然。他一向对事不对人，在好多大问题上，正是他的诤诤之言，让人醍醐灌顶，茅塞顿开。黄炎培接着说：“支援军，顾名思义，就是派遣出去的，那是谁派出去支援的？是国家派出的，那这样的决定，是不是就等于我们已经公开向美国宣战了？！如果我们不是这样，那这个出兵之名，就需再考量。这个名字一打出来，一亮相，不用解释，全世界人民一看就懂，这是一支出师有名的部队，是为和平、为人民，打击侵略者的正义之师！所以支援军这个名字，我看要改成‘志愿军’，当为妥切、当为最好。”

毛泽东完全听懂听明白了黄炎培的意思。于是，他从笔筒里拿起一支红蓝铅笔，将电讯稿上的“支援军”用蓝色划掉，随后用红色改为“志愿军”，并对黄炎培说：“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不是国与国宣战。我们是人民志愿的嘛，这是民间的事儿，我们的人民志愿是去帮朝鲜人民的，这不是国家与国家的对立！”

周恩来赞同地说：“‘志愿’二字好，世界上有许多志愿军的先例，马德里保卫战就有来自各国的志愿兵。”

在抗美援朝初战胜利后的11月2日，中国政府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带领下，渡过了鸭绿江，参加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于是，世界战争史上，便有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称谓。

成立抗美援朝总会

美国出兵朝鲜，并派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止我们解放台湾，这一霸凌行径打断了新中国完成祖国统一的进程，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义愤。

6月30日，农工党发表了《美帝强盗命运将和希特勒一样》的声明，谴责美国破坏世界和平与侵略亚洲的行径。7月1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发表讲话，谴责美国的行径是“法西斯”“逻辑”。8月1日，为庆祝八一建军节反对美国侵略台湾地区和朝鲜，在北京故宫太和门广场举行了群众示威大会。会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国分会主席郭沫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务委员会召集人黄炎培、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代表林铿生等相继发表了演说。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马叙伦、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彭泽民、中国致公党中常委陈演生、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等发表了庆祝八一建军节，反对美国侵略台湾（地区）、朝鲜的书面演说。

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同行，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三天，即10月3日，就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这一机构。这个机构集合了中国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族，以及海外华侨的代表。这个常设机构，最初是统一领导全国争取民主和平工作的机构，朝鲜战争爆发后，又于1950年7月10日在北京成立“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地区和）朝鲜运动委员会”。这两大机构的主席都是郭沫若。

8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工作会议同各民主党派协商，决定各民主党派推派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26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与“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地区和）朝鲜运动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郭沫若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后，提出将两个机构合并改组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建议。联席会议一致通过了郭沫若所提建议，并通过了该委员会全国委员名单及负责人名单。该委员会全国委员由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代表人士158人组成，郭沫若任主席，彭真、陈叔通为副主席，司徒美堂等31人为常务委员，丁玲等158人为委员。

全国委员会成立后，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和内蒙古相继成立了总分会，各省、市则成立分会，具体领导各大行政区和各省市的抗美援朝运动。各地分会广泛吸收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其他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参加。

从1950年10月至1953年9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先后发出重要的通知、通告、号召、声明和负责人谈话等30余次，并持续开展一系列活动。即发起、签订爱国公约、开展生产竞赛、拥军优属活动、积极募集救济品、慰劳品，组织赴朝慰问团、开展武器捐献运动；协助中国红十字总会组织赴朝医疗队；反对美国对日媾和，进行朝鲜停战谈判教育；揭露美国细菌战罪行。

1952年4月22日至29日，民盟中央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等到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沈钧儒在布达佩斯作揭露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罪行的报告。

发表联合宣言

抗美援朝这一“立国之战”，是伟大的正义之战，是保卫家园的卫国之战。中国民主党派以高度的爱国热忱，积极投身到这一爱国运动中，坚决支持抵抗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

1950年11月4日《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隆重发布。这份由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人民政协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落款顺序）联合发表的宣言，开宗明义：“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援朝鲜人民。”

最后宣言严正宣告：“中国各民主党派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联合宣言发表后，各民主党派召开的中央会议，都确定了把抗美援朝作为各党派当时的中心任务，并即时发出号召，全身投入，以实际行动参加抗美援朝运动。

11月5日，农工党在召开的中央执监委联席会议上，作出了《关于为完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任务的指示》，号召把抗美援朝运动作为全党的中心工作。《广西日报》在全文刊发《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的同时，还刊发农工党广西省委会与广西其他民主党派发表的《坚决拥护抗美援朝运动——为正义保卫祖国的安全而奋斗，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这一边》的联合宣言。

《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发布当天，75岁高龄的沈钧儒发表谈话，表示坚决拥护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这一天，台盟华北总支部召开全体盟员座谈会，一致表示拥护联合宣言，号召全体盟员以实际行动，以一切力量来支援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

中国民主促进会举行的三届二中全会上，重点讨论了如何贯彻联合宣言精神，动员群众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神圣斗争的问题，并在会上作出了《关于贯彻1950年11月4日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的决议》。在北京召开的民盟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政治报告主题明确：用志愿的行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目前中国人民的紧急任务，也是中国民主同盟目前的总的政治任务。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我们再不容许我们自己和我们邻邦遭受帝国主义强盗的武装侵略而置之不理。

在民主建国会总会扩大会议上，民建中央副主委章乃器作《全国工商界团结起来，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奋斗!》的政治报告。报告中指出“工商界在运动中的基本任务是疏通物资、稳定市场、发展生产、巩固经济、踊跃纳税、保障供给，以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

九三学社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国会议，会议确定当时学社的主要任务就是积极参加抗美援朝的各种具体工作，为保卫和建设新中国贡献一切力量。台盟总部在上海召开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三周年纪念大会上，台盟总部主席谢雪红号召旅沪台胞，要积极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

1952年初，美军开始大规模实施细菌战，并把细菌战扩大到中国东北地区，中国各民主党派再次发表《中国各民主党派对于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抗议》，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声讨美国暴行。

1951年，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西北分会会长、民盟中央常务委员、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杨明轩在大会上讲话。

捐献飞机大炮

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

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这一号召。运动开展后，为了捐款时计算和筹划的便利，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特拟定：捐款15亿元(旧制人民币)，折合战斗机一架；捐款50亿元，折合轰炸机一架；捐款25亿元，折合坦克一辆；捐款9亿元，折合大炮一门；捐款8亿元，折合高射炮一门。

这场大规模的捐献活动开始后，民建就率先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号召工商界踊跃捐献。在民建中央号召下，民建党员与各地工商业界积极行动起来，共捐献了179架飞机，这是一个特大贡献。

民革中央成立捐献总会，由何香凝任主任委员。在民革中央号召下，至1952年5月，民革党员捐献现金13亿余元。农工党也成立了捐献委员会，为捐献“中国农工民主党号”飞机1架，开展了全党捐献活动。在捐献活动中，农工党中央副主席黄琪翔积极响应国家和本党中央号召，除在北京带头捐款捐物外，他还主动联系桂林市委员会，捐出了他在桂林市的花园洋房。这本是他为了将来到桂林养老准备的。

致公党主席团成员之一的陈其尤，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表示，要“以最大的力量”支援抗美援朝运动，“特别对增产节约捐献武器的工作，将尽最大的努力去完成”。随后，陈其尤再次号召“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工作”“进一步动员本党党员及联系的海内外华侨、归侨侨眷，贡献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源源不断地支援前线，以支持抗美援朝的正义战争，直至朝鲜问题和平解决为止”。

九三学社积极参与这次捐献活动，仅九三学社复旦大学支社社员就捐款5亿元。台盟总部和各地组织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号召旅居大陆各地的台湾同胞，大力开展捐款武器运动，并动员盟员和所联系的台胞积极参与捐献活动。台盟总部主席谢雪红带头捐献300万元(旧制人民币)。上海共有235位盟员和台胞参加捐献，捐献金额达62850万元(旧制人民币)。除此，还有拍卖私家车捐款的李伟光，有义务应诊、半价收费，并将款项全部捐出的医生和积极参加缝纫组、赶制用于捐献的蚊帐的女盟员，她们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贡献了力量。

全国人民的捐献活动，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大大改善了前方将士的作战条件，增加了战斗力，为赢得战争胜利奠定了精神和物质基础。据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统计并公布数据显示：从1951年6月1日至1952年5月底止，全国人民共捐献人民币5.565亿元（折合新币），相当于3710架战斗机的价款。

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数字，更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

1951年4月，廖承志（前右三）担任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团长，同朝鲜人民军战斗英雄在缴获的美军坦克上合影。

积极参与慰问活动

在抗美援朝期间，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为转达祖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关怀和敬意，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和朝鲜停战后，三次组织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

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成员由全国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革命烈士家属、军人家属的代表，各条战线著名的劳动模范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英雄及各界知名人士、文艺工作者组成。因美军突袭丹东，将鸭绿江大桥炸坏两孔，慰问团于1951年4月6日开始，采取总团、分团从不同时间点跨过抢修好的鸭绿江大桥，在朝鲜会合的办法到达战场。慰问团的总团长是廖承志，副秘书长是民革成员许宝暌，直属团副团长是刘清扬。代表团中的民主党派成员有周范文、黄药眠、叶丁易、雷洁琼、周鲸文、丘克辉、凌其峻。在分团团长中，有三位是民主党派人士，分别是王文彬、陈巳生和高崇民。

慰问期间，正值中国人民志愿军紧张地进行抗美援朝第四、第五次战役。慰问团抵达朝鲜后，立即赴前线和后方开展慰问活动，并把携带的由全国人民献赠的1093面锦旗、420余万元人民币慰问金、2000余箱慰问品及1.5万余封慰问信，分送志愿军和朝鲜军民。慰问期间有3名慰问团成员遭美军飞机轰炸以身殉职。慰问结束后，慰问团于5月29日回到北京。

第二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于1952年9月18日赴朝，12月5日回到北京。这次总团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刘景范。四位副总团长中，李明灏和周钦岳都是无党派民主人士，胡厥文是民建成员。9位分团团长中有6位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吴觉农、辛树帜、王文彬、胡厥文、陈先舟、宁武。慰问期间，正值中国人民志愿军对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全线性战术反击和上甘岭战役，志愿军官兵在祖国人民的巨大关怀和鼓舞下，以战斗的胜利迎接了祖国派来的亲人。

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是在实现朝鲜停战、抗美援朝作战取得胜利的情况下组织的，于1953年10月4日赴朝，12月18日回到北京。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总团长是贺龙，18位副总团长中属于民主党派的有章伯钧、蔡廷锴、章乃器、朱学范、吴晗、梅兰芳、老舍、赵寿山。

各种慰问活动鼓舞了前方将士的英勇气概，鼓舞了国内人民的建设热情。在抗美援朝这一“立国之战”中，中国民主党派的表现特别优异，在席卷全国的爱国主义浪潮的影响下，他们与共产党同行，成为抗美援朝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本文作者朱彦为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民盟盟员，闫树军为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