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字典》成书于1716年，是清代重大文化工程之一，是第一部集体纂修的大型官修字书。作为一部古典辞书，无论是其体例之完备，还是内容之丰美，都远超前代。清代的中国，无疑是东亚汉学的中心，字典自成书后便成为汉字文化圈内各国学习、模仿的对象。此一时期，西方学者开始关注神秘的东方大地，然而汉字的繁难客观上阻碍了他们的探索步伐，西方汉学者们把《康熙字典》当作学习汉字的“金钥匙”，以此开始了漫长的汉字探索之旅。《康熙字典》这艘浓缩千百年中华文明的巨舶，驶向了更为广阔的大洋，在世界汉学史上留下雄浑壮阔的航迹。

清代学术风向与《康熙字典》编修经过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考据历史，很多语言文字学术上颇有建树的学者都或接触过西学。中西学术思想的碰撞与交流，为中国学术发展带来了新的内容、方法与视角。正基于此，清代考据学在思维模式与方法论上有了更多的突破与创新。清儒的语言文字成就自是中国学术发展规律的必然，但我们也不应忽视异域文化在中国学术发展长流中所泛起的涟漪。

正是康熙对文化所持的包容、开放态度，使得字典在编写之初，便确立了“兼容并蓄”的编纂、收录原则，具体表现在：一是收字上的全面，广泛收录了历史文献中出现的正、通、俗、讹各种字形，同时楷篆对照，成为当时收字最多的字书；二是广泛收集历代韵书中的语音信息以及方言材料，为研究提供方便；三是采用“以字引词”的体例，广收历代文献中的专名、名物词等汉语词汇，渐与现代词典过渡；四是从历史文献中搜索相关语料例证，标明出处，使得释义更具理据；五是字典并不排斥外来的语言成分，广泛搜录历史文献中存在的“非汉语”词汇，其中包括民族语及外语，如匈奴语、吐蕃语、契丹语、羌语等材料散落于字典各处。

中国自古以来尊王攘夷的文化传统，让清王朝在文化上多少处于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努力通过组织大型的文化工程去扭转过去人们对满清“马上夺天下”的刻板印象，如纂修《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大型辞书、修四库全书等；另一方面，这种精心营造的文化形象又是不容置喙的，呈现出严苛且封闭的特点。清儒王锡侯因其著《字贯》妄议、订讹字典，不避康熙帝名讳，被满门抄斩。自此《康熙字典》在国内再无人敢评论、指瑕、修订。直至1827年，王引之奉命订讹字典，作《字典考证》，订讹二千余条，字典才获得第一次正式修订。实际上，字典卷帙浩繁，历经六年才得以成书，但由于集体修订、总修官离世、编纂人员变动等原因，字典内容讹误众多。只有通过一次次地修订与再版才能日臻完美。然而长久以来政治上的“不容置喙”使得这些讹误被保留，极大地影响了字典的质量，也致使《康熙字典》成书之后至清灭亡的近二百年，中国汉字辞书的编纂与研究基本停滞。长久以来，谈及《康熙字典》时，似乎总以批评居多，毕竟作为一部工具书，内容的准确、可靠是择选的关键。

然而，《康熙字典》的海外流传路径及影响，为我们展开了别样的历史画卷，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百年以前中华文明的海外影响，也为百年前汉语的国际传播路径描绘出清晰的轨迹。

《康熙字典》的域外传播

《康熙字典》成书后不久便通过政府赐书、书商进口、翻刻、改编等形式在汉字文化圈内风靡，成为朝鲜、日本、越南汉字辞书编写时必要参考模本，产生了一系列谱系辞书。日、朝、越的学者可以相对自由地对字典进行订误、改编，使之更适合本国读者使用。

字典传入朝鲜的时间相对较早，据考证不会晚于1729年，但是由于当时朝鲜对于清廷微妙的文化心态，致使这一时期很多朝鲜汉字辞书在编写上虽然参照了《康熙字典》，却不愿提及，正祖大王李祘曾在《弘斋全书》中这样评价《康熙字典》：“字学蔑裂，莫近日若。如张自烈《正字通》，释適之《金壶字考》。《康熙字典》非不钜丽纤悉，间亦有失真而伤巧者。字学之难有如此。”（《弘斋全书·卷一六二》，《韩国文集丛刊第二六七册》，164页）我们对这些文献进行挖掘与整理时，还是可以发现其对字典的参考证据，以《康熙字典》为参考，所编写的朝鲜辞书有《全韵玉篇》《字典释要》《新字典》及《字类注释》。

在日本相关衍生文献最多，一方面这与这与日本自身的汉学传统及对汉籍的容受模式相关，此前中国的很多辞书传入日本后都成其效仿、改造的对象，比较典型的是《玉篇》《字汇》《正字通》，以此为模型，衍生出大批标注假名的汉和辞书；另一方面日本明治维新后，市民阶层崛起，日益高涨的阅读热情也使得汉字普及、学习成为社会发展需要。基于此，除翻刻本外，日本还产生了订误类（《字典琢屑》《康熙字典考异正误》《标注订正康熙字典》《增订康熙字典》）、和训注音类（《训蒙康熙字典》《袖珍康熙字典》《增订补正训蒙康熙字典》《音训康熙字典》《鳌头音释康熙字典》《掌中康熙字典》《国训寸珍康熙字典》）、讲解研究类（《初学索引》《康熙字典等韵指示》）三类文献，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之需——上层文人多择选翻刻本、订误本、研究本，汉学修养一般的普通人则多择选和训注音本、讲解本。

字典传入越南的时间据《清史稿》记载为道光十九年（1839年）道光帝赐书（《清史稿·第四十八册》，14644页）。但是由于越南自身的语言文字系统形成较晚，字典传入前没有形成相对成熟的汉字辞书模型，加之随后内忧外患的历史环境，字典在越南的发展远不及日、朝两国，但也产生了《国字新音》《华文字汇纂要习图》及《字典节录》三部相关文献。

可以说，汉字文化圈内朝、日、越三国对于字典的热忱，主要与汉字在其文字系统中的重要地位有关系。他们借助汉字，进一步完善自身的文字体系。与之相比，此一时期的欧美学者则更期待通过字典，学习汉字、汉语，从而探寻神秘的东方文化。

《康熙字典》在欧美国家的流传主要通过西方来华传教士。“大秦中国景教碑”的出土激发了西方学者对于中国语言文字的学术兴趣，“汉字之钥”的迷思又掀起西方学界对于汉字研究热潮。他们意识到掌握汉字是学习汉语、研究汉学必经之路，正因于此，他们急于跨越繁难的汉字藩篱。辞书通过语言框架浓缩集合各类知识，是快速了解一国语言文化的捷径。于是，编写一部合适的汉外辞书是当时迫切所需。字典以前，西方学者多是通过前代传教士流传下来的词表来学习汉字、汉语，他们渴望通过一部中国的辞书搭建框架，编写符合西方学者学习需要的辞书。《康熙字典》自然受到此一时期西人的青睐。然而，这样一部集合了各个时期语言资料的学者型辞书，对母语非汉语的西人而言，查考、翻译难度甚大，翻译更难实现。于是借助字典原有的结构框架着手编写适合本国人使用的汉外辞书成为当时折中的方法。二一四部首体系成为此一时期他们搭建辞书框架的首选，此一时期的很多汉外辞书虽然结构上采用西方传统的字母次序，却将二一四部首作为重要的补充。

世界汉学成果的互动

《康熙字典》在海外流传的过程，中外研究的互动也同时发生。海外学者在接受、改造字典时，会吸收中国学者的研究或者建议，如石川鸿斋在编写《康熙字典鳌头音释》时参考王锡侯的《字贯》；马礼逊、湛约翰等西方传教士编写字典的过程中也接受过中国老师的帮助；韩国《新字典》借鉴了中国的《新字典》。同时，这些《康熙字典》谱系之下的辞书成果也对中国的辞书编纂、语言文字研究、国际中文教育等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康熙字典》域外研究成果对近现代中国辞书编纂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一方面域外研究成果，使《康熙字典》辞书质量提升。国人所编的《校正康熙字典》（1964）、《新修康熙字典》（1979），两部辞书的共通点是均参考日本渡部温的字典校正成果，用域外字典的研究成果完善国内的字典修订。另一方面，字典的域外研究成果，间接推动中国汉外辞书的编纂。据内田庆市考证，“中国人编纂的汉英字典以邝其照的《字典集成》为嗃矢”，该书编写参考马礼逊、麦都思、卫三畏辞书素材，故名“集成”（《字典集成（珍藏本）》，1-2页）。三位传教士的辞书均参考《康熙字典》体系框架，又依据实际需要，在框架内补入新的语言材料。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域外《康熙字典》相关成果对当下国际中文教育的启发意义。西方传教士早期以字典为参考编写辞书、教科书带有明确的教学目的。为了迅速掌握汉语、汉字，尽快勾勒中国语言文字体系轮廓骨架，达到教学目的，必须编写一部适用的辞书。字典内容过于繁难、冗杂，必须大刀阔斧地改造，使之为我所用。正因于此，他们始终带着审视的目光，思索汉字学习的捷径。早期传教士们对二一四部首表的翻译与分析，马礼逊用英语对罗马字注音的摹读，马士曼、湛约翰、卫三畏对汉字层级的划分……这些探索与努力都试图改变当时西人的学习困境。他们的思路与方法恰可启发我们当下的国际中文教育。

此外，《康熙字典》域外谱系辞书本身也是记述语言文字的重要材料。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借助字典的宏观框架，全面地搜集、整理各类汉语词汇，收录大量的汉语口语、俗语词，已成为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重要参考。湛约翰的300基础字形的选定，是对《说文解字》及《康熙字典》部首体系深入考察的结果，其对汉字部件能产性的研究同样发人深省。另外，早期传教士的罗马字注音体系，日、韩学者为字典标注的假名、谚文注音也有一定的语音研究价值。《康熙字典》相关研究论著，不乏域外学者对字典体例、内容的深度思索，对理想辞书模式编写的创见，对我们如今的汉语、汉字研究亦有参考价值。

《〈康熙字典〉一系辞书文献研究》的内容及特点

《〈康熙字典〉一系辞书文献研究——以国际视角为重点》（裴梦苏著，厦门大学出版社2023年5月版），就字典成书后在东亚、欧美等地影响展开研究，通过语言学、文献学的研究方法，细致分析了《康熙字典》谱系下的海外辞书、教科书、专著二十余部，描写与构画字典的流传谱系，挖掘字典海外传播的路径、影响，通过研究《康熙字典》海内外流传之异，探讨近代东西汉学发展之别。

全书共分为五章：第一章绪论，总括海外《康熙字典》一系辞书文献的相关研究成果及本课题的研究价值；第二章、第三章分别介绍了字典在欧美地区及汉字文化圈的流传、接受与改造情况；第三章为《康熙字典》系辞书在海外影响研究，探讨了导致字典国内外影响差异的原因，比较了《康熙字典》在东西方的影响差异；第四章为《康熙字典》研究中外互动，重点讨论了字典中外互动模式及其价值与意义。

全书共收录海内外156种《康熙字典》版本，其中丰富的辞书史料无论是对辞书研究还是海外汉学研究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全书内容不仅关涉语言研究相关问题，为了尽量将字典海外流传的历史谱系描写得更为清晰、全面、立体、生动，作者也多从中外历史文献材料中搜集字典流传影响的相关的论述，其中不乏很多生动有趣的历史细节，值得品读与玩味。即便不将此书作为语言文字学相关研究资料，本书丰富的人文细节也同样具有可读性。

周有光先生提出当下语文研究当具备宏阔的国际视野，要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国，他说：“登喜马拉雅山而小东亚，登月球而小地球。”（《百岁所思》，56页）正因于此，传统经典的研究不能局限于文本自身，当跳脱传统单一视角，打破国别限域，在更为广阔的世界背景下去看其影响、价值。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已然成为当下热度最大的时代议题之一。但是，我们似乎将关注点更多地落在文化外向传播投掷的动作上，往往忽略其降落后所泛起的层层涟漪，鲜少有一个完整的“走出去”的案例与模型。观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家、地区对同一文化个案的反应与投射，这不失为比较汉学研究的极佳视角。百年以前，《康熙字典》这艘巨舶便已满载中国文化，真正地驶入世界的海洋，将中华文明的种子播撒四方，它的航迹同样波澜壮美。《〈康熙字典〉一系辞书文献研究——以国际视角为重点》所描绘的字典域外传播谱系与路径，正是百年以前中国文化“走出去”最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