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简介：

吕学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新石器考古、夏商周考古、中国古代青铜器考古等。代表性成果有：《大凌河上游流域红山文化区域性社会组织》《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中国北方地区出土的先秦时期铜刀研究》《2014年牛河梁遗址系统性区域考古调查研究》等。

编者的话：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作为中华文明起源过程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被称为“中国文化的直系根”，其研究对于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推动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有着重要作用。本期讲坛内容是吕学明教授近期在河南博物院中原国学讲坛上的演讲，现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河南博物院中原国学讲坛，开创于2006年，旨在弘扬优秀文化、传承国学经典、推动社科普及，围绕国学经典、古代文明、民俗文化、文物普及等链接时代发展的主题，解读优秀传统文化、普及人文知识、传播人文思想、弘扬人文精神，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两种文化各美其美、各具特色

红山文化是我的一个研究方向，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从事辽宁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掘。后又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也从事相关工作。红山文化的特点非常鲜明，在中华文明起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说到中华文明的起源，河南的仰韶文化也不得不说。

不同地域的文化因素是与当地的生态环境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形成的。世界各种文化为了适应各自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姿态，即文化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形成其特殊性。由此可知，史前文化与环境既存在普遍的关联，又没有确切的模式。

为此，我们从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在适应各自环境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其特殊的文化样貌，来聆听中华文明远古的回音。

仰韶文化的人文特点

仰韶文化是我国分布地域最广的史前文化，遗址数量众多，仅河南就达3000多处。仰韶文化分布区中心的陕晋豫交界地区保存有丰富的关于黄帝和炎帝的古史传说，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区域。

河南仰韶文化的区域特色比较鲜明，如豫北地区的后岗一期文化、郑州河洛地区的大河村文化、三门峡地区的庙底沟文化，以及汉水中游的下王岗文化等。在这里，我们以大河村文化和庙底沟文化为主要讲述对象，因为这两个文化正是向文明时代演化的关键时期和关键地区。

进入仰韶文化期，全新世大暖期（间冰期中最暖阶段）到来，竺可桢认为仰韶文化时期的温度大部分时间高于现在2℃左右。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仰韶期地层中发现了属于亚热带植被类型的水蕨孢子，表明河南中部一带在仰韶时期确为暖湿气候。遗址高程分布表明，仰韶时期遗址主要分布在海拔100-500米的地区，占同期遗址数的73.5%。这类地区在地貌上主要是山前洪积-冲积平原、河流谷地和丘陵地区，是粟作农业主要分布区。仰韶期气候温暖湿润，促进了粟作农业的进步。

综合洛阳盆地，郑州地区古城寨、柿园、马鞍河、沙石嘴、马沟、菜园沟等遗址，三门峡地区灵宝底董、底董北、晓坞和西坡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显示，仰韶时期是黄河流域旱作农业形成过程中的关键阶段，以粟黍稻为代表的谷物种植是中原地区的主要食物来源。

根据仰韶遗址自然剖面和文化剖面的最新研究，当古人类活动开始增强后，对于生存、生活所需的植物，他们有选择地种植和采摘，导致禾本科和藜科含量增加明显，而利用价值不大的植物则因居住、耕作需要而被砍伐、焚烧，导致木本、蕨类含量减少。还有专家通过深入分析发现，在古人类活动的影响下，其遗址区内农作物是以粟、黍为主，还有水稻，便推测该遗址在仰韶晚期处于“北粟南稻”交错地带。

研究人员通过对河南灵宝西坡仰韶文化中期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分析，发现人工饲养的家猪已取代野生动物成为人们肉食消费的主要对象，这一变化与仰韶文化中期该地区人口规模和密度的显著增大同时发生。猪和鹿是西坡的主要家畜和野生动物以及肉食消费对象。另外，西坡遗址出土的野生动物提供了有关气候以及遗址附近环境和生态景观的信息。竹鼠、豪猪、猕猴和獐等均为喜温哺乳动物。今天在温暖的长江流域还可以看到这些动物，但在黄河流域则消失了。

仰韶文化时期，河南的酿酒技术趋于成熟，咂酒群饮可能是较为流行的社交与互动方式，代表了以集体为本位的文化传统。综合淀粉粒和植硅体的分析结果，河南省洛阳偃师灰嘴遗址出土的带流壶曾用于盛装米酒，包括黍和大米。残留物中未见存在于酒麹中的霉菌，因此推定，酿造方法很可能是利用发芽的黍和稻谷进行糖化。

中国是家蚕的起源地，至少在5500年前就已经驯养家蚕，加工丝绸产品。在河南荥阳汪沟和青台遗址发现的炭化丝织品，在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发现的石雕蚕，在山西夏县师村遗址发现中国最早的石雕蚕蛹等，都是研究家蚕的重要物证。

红山文化的人文特点

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重要考古学文化，是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闪亮的一颗。红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国考古学萌芽、诞生、发展与繁荣的缩影。积石冢、石棺墓、玉器，三者有机结合；“女神庙”、祭坛，是中国独树一帜的史前建筑；泥塑、石雕人像、动物像、壁画是红山文化最引人关注的独特内涵。该文化晚期牛河梁遗址的发现被称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中华文明起源的讨论。

在牛河梁遗址的文化层和灰坑、灰沟中发现，出土的样品中有较多的栎树和白蜡树残体，藜草籽的发现推测当时植被可能属于森林草原类型。同时，还发现在孢粉组合中的木本花粉大多为温带落叶阔叶树种，如桦、栎、柳、榆、椴、桤木等。另外，还出现较多的环纹藻，它们均是气候较暖湿的标志。

关于红山文化生产方式的研究，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红山文化具有发达的农业经济；另一种虽然肯定红山文化的农业有发展，但同时认为采集、狩猎、渔猎占有更大比重。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文钟镇的魏家窝铺遗址，浮选出土的炭化植物包括以粟和黍为主的旱作农作物，但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较低，说明当时的农业不发达。内蒙古自治区的兴隆沟遗址属于红山文化晚期聚落，浮选结果显示该遗址的农业所占比重较低。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的哈民忙哈遗址中，获得的炭化植物遗骸，包括了粟、黍等旱作农作物，以及可以采集的藜、大籽蒿以及蕤核等可食用的野生植物遗存。以上植物考古研究表明，红山文化的农业生产并不十分发达。

说到牛河梁遗址的动物，经过专家鉴定发现，大多为野生动物，以鹿为多，还发现有野猪、熊等。赤峰市魏家窝铺遗址发现的动物均为野生动物，动物种属至少有22种，分别属于哺乳类、鸟类、硬骨鱼类、爬行类和软体动物类。其中哺乳动物占大多数，种属包括野猪、马鹿、梅花鹿、狍子、牛、马、家犬、狐狸、獐、熊、草原鼢鼠、米鼠、鼠、兔等。唯一驯养的动物是狗，可能用于狩猎。

哈民忙哈遗址内共出土动物骨骼2.58万余件，其中可鉴定种属标本共9300余件，种属至少包括38种。通过对动物骨骼标本的形态特征、测量数据的比较，并结合居民食谱分析，遗址内发现的动物均为野生动物，尚未发现家养动物。从主要野生动物提供肉量来看，野猪的所占比例最高，近60%，具有无法取代的地位。其次为野兔、狍、马、马鹿、环颈雉，与野猪一起构成原始居民的主要肉食来源。同时，也会捕获梅花鹿、獐、鱼类、蚌类、鸟类作为次要肉食来源。

红山文化的石器包括石耜、磨盘、磨棒、石斧、石刀、石锛，以及石镞和大量的细石器。与仰韶文化相比，石器的类型和数量要更丰富，继承了当地的石器工业传统。骨器有骨镞、鱼镖、鱼钩、骨锥等，还流行骨柄石刃工具，这在中原地区是很少见的。

综合以上动植物考古的研究成果和石器、骨器特征，表明红山文化虽有粟黍的种植，但产量不高，没有形成发达的农业生产，也没有驯养家猪，狩猎采集在经济体系中占有更大的比重。野猪、野兔、鹿、鱼是主要的肉食来源，也采集食用大籽蒿等野生植物资源。

两种文化交相辉映、历久弥新

在距今6500年-5000年的时间范围内，中原的仰韶文化和北方的红山文化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遗址数量急剧增加，人口密度迅速加大，聚落规模显著扩大，出现中心性聚落、宗教圣地、殿堂式建筑，阶层分化明显，礼仪制度初步形成，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成为东亚地区社会复杂化的典型代表。

秘鲁维鲁河谷的聚落考古研究范式确立后，其优越性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被认定为是新考古学的发端。聚落考古侧重于三个框架：一是历时和过程的框架，即研究某种形态在某地区的历时发展过程；二是共时和功能的框架，研究多种形态在某时空里的相互关系；三是比较的框架，即观察几个区域里的某种形态。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对聚落考古进行阐释，并在世界范围内加以实践，为考古学透物见人提供了十分可行的途径。聚落考古的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自90年代以来陆续开展了多项中外合作的聚落考古研究项目，促进聚落考古研究在国内开花结果，取得非常好的研究成果。在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研究中，聚落考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仰韶文化的聚落

仰韶文化的聚落多以环壕为主。如仰韶文化早期的西安半坡遗址，居住区面积约3万平方米，发掘出一座大房址、45座中小型房址，还有200多个窖穴。居住区外围有深宽各5-6米的壕沟，其北有公共墓地，其东有公共窑场。同属仰韶文化早期的临潼姜寨遗址也是环壕聚落，壕内为居住区，壕外有窑场和墓葬区。居住区以一个开放性的广场为中心，环绕广场分布五组建筑群。据学者估算，姜寨遗址的人口规模超过400人，接近每公顷210人的居住密度，姜寨是我们目前所知人口密度最大的早期农业聚落。

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巩义双槐树遗址，面积达到117万平方米。其核心区由三重大型环壕围绕，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大型夯土基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还有3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3处夯土祭祀台遗迹，围绕中心夯土祭台周边的大型墓葬。

仰韶文化晚期的灵宝西坡遗址发现了规模巨大、构造复杂、技术先进的殿堂式大型建筑。灵宝西坡室内面积约240平方米，火塘直径近1.5米、深0.9米。柱洞底部铺有柱础石，墙壁和地面经过精细处理，有的地方涂朱。主体建筑室内面积204平方米，还有环廊围绕，总建筑面积达到516平方米。学者们认为，这种精心建造、质量精良的大型高等级建筑是公共集会场所，可能与会议、宴饮、宗教活动密切相关。

在灵宝西坡遗址还发现了30余座仰韶文化的墓葬，形制多为土坑竖穴，带生土二层台，部分有脚坑。陶器主要置于墓葬脚坑内，而未有脚坑者则置于墓主人脚下，玉石器和骨器则大部分随葬于墓主人身边。墓葬可分为四个等级，从第一等至第四等，墓葬规模逐渐缩小，随葬品类别趋于单一。

红山文化的聚落

红山文化的遗址规模普遍偏小，遗址堆积浅薄，房址规模也小，很少见大型房址。红山文化也常见环壕聚落，但环壕既窄且浅，基本不具有防御功能，更多的是一种界限标识。与仰韶文化相比，红山文化的聚落规模，在人口数量等方面有明显差距。但是，红山文化的祭祀遗存与唯玉为葬制度却与众不同。

在内蒙古敖汉旗的蚌河下游调查区，发现23处红山文化遗址，分布在南北20公里，东西2-4公里的河谷两侧，大部分位于蚌河西岸的平缓坡地上。遗址面积2000至21万平方米，均为居住址，未见礼仪建筑。而在敖汉旗老虎山河上游调查区，在南北20公里，东西2-5公里的河谷两侧，发现7处礼仪建筑和9处红山遗物采集点。

红山文化的祭祀遗迹极为丰富，类型多样，功能性鲜明，尤以积石冢、祭坛、“女神庙”为代表。积石冢多修建在山岗顶部，规模、形制差异较大。其中尤以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积石冢为最，该地点共有6组建筑，其中5组为积石冢，1组为祭坛。其中一号积石冢内发现两座有阶梯墓道的大型墓葬，墓口面积12平方米左右，是同时期墓葬中规模最大的，也是最早的有阶梯墓道的墓葬。其中三号积石冢实际为一个三重圜丘的祭坛，形制独特，开创了中国祭天的先河，对后世有极大影响。牛河梁遗址第十三地点是一处规模更大的三重圜丘祭坛，其体量在新石器时代无出其右。在朝阳半拉山积石冢，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墓上建筑。

牛河梁遗址还有一处伟大的发现，就是我们常说的“女神庙”，里面出土了大量的泥塑人体残块，这些人像有的与真人同大，有的是真人的两倍大。“女神庙”内还发现了泥塑动物，有熊、鹰、天鹅等。此外，考古学家们也发现了红山文化的陶质人像和石雕人像。以上内容丰富的祭祀遗存是独一无二的，在史前同时期考古学文化中是不见或很罕见的。

红山文化是玉礼制的开创者，红山文化玉器的确认是红山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玉器造型生动，构思精巧，以非凡的艺术魅力服人。筒形器、勾云形器、龙形器、玉璧，尤以动物形玉器最具特色。也有大量的镯、环、坠饰等。

红山文化的玉器加工有独特的工艺，充分显示了玉石的温润、细腻、光洁、色彩和韧性，赋予了玉石人格化、社会化功能，已达到对玉本质的最大发挥。

红山文化唯玉为葬、以玉为礼的礼仪制度初步形成。其用玉制度有以下几个特征：没有标准的、规范化的组合；没有明确标识等级的器物；缺乏功能指示性强的器物。

红山文化的用玉制度，对中国境内其他考古学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礼仪制度的代表，是中国文明最显著的独有要素之一。

从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看中华文明演化

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在社会发展和向文明演化的路径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基于自然环境的不同，导致二者的经济形态有很大区别。河南仰韶文化享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优势，发展出以粟黍旱作农业为主，稻作农业为辅的经济形态，由于农业的发展，为家猪饲养提供了条件，成为主要的肉食来源，为人口增长提供了有力保障，极大促进了社会的繁荣与进步。相比较而言，红山文化的自然环境处于相对的劣势，水热和土壤条件都要逊色于仰韶文化，同时基于文化传统，形成了以狩猎采集为主，农业生产为辅的经济模式。受到环境承载力的限制，资源的获取有上限，也有时限，人口的增长受到抑制。

二是基于经济基础的不同，一定会导致社会结构和社会管理的分化。仰韶文化的社区规模大，人口多，以集体形式开展耕作应该是常态，形成向心性凝聚型聚落，聚落功能区划分清晰，居住区、墓葬区、制陶区齐备，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较为完善的管理机制。红山文化以狩猎采集为主，则导致社区规模小，人口少，独立性强，流动性突出，形成发散型聚落。

三是基于经济基础和社会组织结构的差异，导致两个文化在物质上的发明创造和精神上的追求与寄托也有很大差异。仰韶文化驯养猪、养蚕缫丝，酿酒并形成酒礼与酒文化。红山文化把玉器制作发扬光大，形成玉礼制体系，传播四方影响深远。玉礼制和酒礼制是深入中华文化的骨髓里的、开启中华礼制文明先河的重要标志。

在向文明时代前行的过程中，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走了不同的路线，前者是农耕社会，长久定居，注重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积累，走的是农耕经济-大型社区-强化管理的路线。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行政权力和财富。

红山文化是狩猎采集与农耕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流动性强，重视人与生境的调和，走的是人地协调-小型社区-强化信仰的路线。祭祀天地、祭祀祖先、万物有灵，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礼仪和宗教。

仰韶、红山二者合一，是中华文明演化的方向。

□主讲人：吕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