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生活了50年的台东寄居新北市新店已10余年，5年前提早办退休开始领微薄的劳保退休金，过着节俭的三餐尚能温饱的日子，却有较多时间与精神读书并审视自己诗的创作。

至2017年新诗发展100年，更惊觉新诗发展的疑义还在持续。本想一个创作者可以不理会诗论的差异与歧义，写自己想写的形式与内容，自娱自赏即可，但当自己再次重读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又觉得一个诗创作者要有成就，不能不知诗史的发展，且要广阅各种风格的诗，更须广阅诗以外的知识，关心诗以外的人间世事，想成为有成就的诗人，应该是要如此自许的，古今中外有成就的诗人都是如此，愿以此与同道互勉。

近10年来的生活，除持续参与“反莱猪”、保钓、秋斗、白色恐怖受难者秋祭与春祭、农业供应链数字化标准化等活动，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读书写诗。唯有写诗是自己安静清净的方寸之地。

最近读中国古典诗比较多，觉得古典诗一直有一定的形式与韵律，尤其是唐诗在科举的制约下，绝句与律诗的规范及押韵更加严格，因为要有共同的标准规定才能公平竞争，大家在有限的文字规范内发挥自己的才华，似乎有其道理。正是在这样的方方正正的规矩内，产生了中国诗歌的盛唐盛世；也因为配合规范与押韵反而创作出不少令人惊奇的诗句与意境，尤以杜甫的律诗为最。这像是在三公尺四方的空间内比武，各出奇招比出胜负，功夫好的话应不受空间与规范限制。因此，形式规范不是影响一首诗好坏的主要因素。

吊诡的是，有形式规范的古典诗纵使是坏诗，现今读者普遍认为它还是一首诗，但一首白话口语诗写不好，读者普遍会说它是散文的分行，读之如同喝白开水淡而无味。也有读者将读不懂的、碎片化的、有句无篇的现代诗说是好诗。而古典诗与现代新诗，经常被传诵的也只是其中几句，导致诗的创作者都想语不惊人死不休，甚至强词添句以为愁，都在寻觅一首诗的所谓的诗眼的好字句，这是诗为文学形式中最精简文字的必然与无奈，却使诗人往往在持续寻觅好字句的执着或偏执中，忘了诗人写诗是为了什么的思考，模糊了诗人与人、诗与人、诗与自然、诗与时代社会的有机关系。而在纯粹的文字与文字间，在学问知识与文字间做无机的创作，逐渐感觉不到诗人自己或大众的呼吸、体温、情感与思想，甚至在众多意象碎片化交错里，都似翻译的现代外语诗，类似性很高，读不出作者的个性与风格，读之如同嚼蜡。

有的诗人喜于故意在诗里布下与普通读者间的文字障，久而久之，诗反成为他的文字障，这是我的经验与思考，也是我常警惕自己的。毕竟我还是一个无法不考虑大众阅读的诗人，长期认为诗应适合大众朗诵或阅读，可能我一直耿怀于自己不识字的母亲与小学毕业的父亲兄长，或广大的工农朋友。

犹记得1978年我在《草根》诗刊发表一首《洗衣的妇人》，是写我在屏东读书时租屋附近一位洗衣妇，她托我写信给她金门当兵的儿子说阿母平安，但她还不知或已失忆她儿子已死了，我不知如何写信，当时的记忆与写诗的思考一直梗在心中，写诗时总希望她也能听懂。今年有所感，又写了一首五五诗体的《洗衣妇》，收在此集中。

听说白居易常念诗给老妪听看是否听得懂。他认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他与杜甫是唐宋元明清诗歌写实诗风的代表，没有他们，诗史会失去大半江山。古典诗，在如诗神般的屈原之前，《诗经》是风格最多样的反映各阶层（包括底层农民）声音的诗选，被儒家尊为“六经”之一。以我的阅读经验，《诗经》里那直接批判讽刺税官的《硕鼠》更令人佩服。汉朝的古诗与乐府，也有不少反映民间疾苦的诗，至唐宋以后的诗选就几乎没有底层人民的声音。《唐诗三百首》只选《贫女》一首，除杜甫《兵车行》与其他几位诗人的边塞诗写战争之苦，余皆是个人的悲欢离合与喜怒哀乐，《宋词三百首》更是如此，除了苏东坡、柳永、陆游与辛弃疾，更多的是儿女情长与风花雪月堆如冢。唐以后，在专制与科举的限制与影响下，山水与人文成为中国古典诗与画的主要风格，缺乏对广大底层人民的叙述与刻画。直至元代才又产生了大量反映平民底层大众生活、批判元朝施政的词令，例如刘致的散曲“剥榆树餐，挑野菜尝……蕨根粉以糇粮，鹅肠苦菜连根煮”，以及无名氏的“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这样的长短句，随着时代的演变，至民国以后，必然会产生白话口语诗，产生了媲美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写不堪战争征兵而自断手臂后痛苦生活的诗——袁水拍的《老母刺瞎亲子目》。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诗在语言形式与内容上势必要有变化才有足够的承载能量，从五四新诗到抗战诗再到朦胧诗到现代诗莫不如此。应再发扬《诗经》与《楚辞》的风格与精神，写实的作品，尤其要写民间疾苦。近10年，我持续创作试写“五五诗体”，也基于这样的创作动因。写诗的动机与意义，不管是内省的个人主义，还是外察的写实主义，越来越觉得都只是在教化自己或能感化别人，犹如“做田”与坐禅，愿有志者互励互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