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台湾爱国先烈翁泽生诞辰120周年。翁泽生是台湾共产党的创建者和组织者，是我国工人运动和反帝爱国运动的重要社会活动家，是被中共中央追认为革命烈士的第一位台籍党员。

瞿秋白介绍他入党

翁泽生1903年10月14日生于台湾省台北市一个茶商家庭。他的父亲翁瑟士早年从福建同安移居台湾，在台北经营龙山茶行，与兴中会台湾分会负责人之一杨心如交往密切。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时政和抗日斗争的消息，在这种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翁泽生从小就种下了反日爱国思想。

为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奴化教育，父亲将翁泽生送往厦门集美中学读书。集美中学是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具有浓厚民主意识的新兴学校。这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新鲜的，他如饥似渴地从《新青年》《中国青年》《社会主义讨论集》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从中吸取营养成分。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想使他为之一振，从中他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祖国大陆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使翁泽生想起孤悬海外的台湾正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广大的台湾青年正受着奴化的教育，他再也不能满足于个人的学习，他要把在祖国大陆所看到的、所学到的一切，尽快传递给正被日本帝国主义压在底层的台湾人民。于是，他利用寒暑假，频频往返于闽台之间，组织一系列抗日爱国活动。

1923年，翁泽生在台湾太平公学参加校友会时，听到会上讲的都是日本话，就跳上讲台，用闽南话发表演讲。他大声疾呼：“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不能讲自己的语言，世界上还有比这种不自由更痛苦、更耻辱的事吗？”日籍校长上台制止，与会者支持其继续演讲，会场陷入混乱。日本殖民统治者对这场抗日演讲事件进行侦查，此为轰动一时的“太平公学校事件”。

“太平公学校事件”充分展现了翁泽生所具有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敢于跟日本殖民统治者作斗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勇气。

与此同时，翁泽生团结进步青年，成立了台北青年会、台北青年体育会、台北青年读书会、台北无产青年等组织，利用台湾文化协会的会场，举行“打破陋习讲演会”，公开宣传反帝反封建和社会主义新思想，号召广大台湾民众起来冲破封建罗网。

1924年4月，翁泽生和在厦门各学校的台籍学生联合组成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罪行。同年7月，翁泽生考入厦门大学，并于翌年春转入上海大学读书。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合作创办的一所革命大学。中共早期的许多著名领导人、理论家和教育家，如瞿秋白、恽代英等都在该校任职或任教。

翁泽生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常常陶醉于课堂上，思索在校园里，辩论在同学中。不久，瞿秋白来学校讲学，杨之华（瞿秋白的夫人）把翁泽生介绍给瞿秋白。瞿秋白对翁泽生在集美中学上学期间组织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在台湾组织进步青年举行反日演讲表示充分肯定。在瞿秋白等老师的指导下，他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据翁泽生的儿子林江回忆：“在瞿秋白等老师的指导下，父亲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时，瞿秋白的课堂教学搞得生动活泼，父亲特别喜欢听秋白同志讲课。”

1925年，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翁泽生积极投身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与上海大学的师生一起参加中共上海地委组织的“日人残杀同胞雪耻会”，抗议日本人杀害顾正红。5月30日，翁泽生参加反帝示威游行，一路高喊口号、散发传单来到南京路，在永安公司门前，正在演讲的翁泽生被抓进巡捕房，愤怒的群众冲进去将其救出。

不久，翁泽生主动请缨返台，联系台湾文化协会等抗日团体，在台湾各地巡回演讲，呼吁台湾同胞声援上海的反帝爱国运动，并在《台湾民报》发表关于五卅运动的文章，对台湾民众开展的反日活动产生了积极影响，被日本殖民统治者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通缉。

1925年7月，翁泽生回到上海，经瞿秋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上世纪20年代上海大学在原陕西北路的遗址。现已不存。

成立漳州第一个党支部

1926年底，在北伐军进入福建的有利形势下，中共中央指派翁泽生等台籍学生赴闽南开展革命活动。临行前，他把名字改为翁振华，以明振兴中华之志。

翁泽生从上海到厦门，经中共厦门干事会负责人罗扬才的介绍来到漳州，在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与进步教师季竹安建立了联系，结识了进步学生王德、王占春。翁泽生以“二师”为中心，发动青年学生和工农群众，上街分发传单、张贴标语、开街头演讲会、演文明戏等，控诉帝国主义传教士利用传教进行文化侵略，欺压百姓的罪行，掀起轰轰烈烈的“非基督教”运动。这是漳州历史上第一次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有力回击，在漳州近代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不久，翁泽生担任漳龙政治监察青运指导员兼北伐军驻漳炮兵学校政治教官。他以此为公开身份，积极组织学生和青年运动，在进步学生中组织青年学术研究会，秘密开展党、团活动，并在“二师”的学生中吸收了王德、王占春等人加入共青团，成立漳州第一个共青团支部。

1927年1月，漳州首个党支部成立，翁泽生任书记。在他的领导下，漳州地区的工农革命运动，迅猛地发展起来。同一时期，中共两广区委派罗明到漳州筹建中共闽南特委，翁泽生被选为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当时24岁的翁泽生，才思敏捷，待人心平气和，善于以理服人，是个“很有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很有威信”的热血青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1927年3月，为适应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的需要，闽南特委在漳州的福建第二师范学校创办漳州工农运动讲习所，翁泽生任教务主任，亲自讲授《帝国主义论》《青年运动》《中国革命史》等课程。

在讲课中，翁泽生以在上海大学听课的笔记教案为基础，仿效上海大学的教学方法，组织学员上街演讲，下乡研究农民的实际问题，宣传“农民组织起来，反对官僚地主，反对高租重利，反对苛捐杂税”。学员在讲习所结业后，奔赴闽南、闽西各地，开展革命活动，做出显著的成绩。

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翁泽生由于在漳州活动公开，暴露了身份，根据闽南特委的决定，返回了上海。

参与创建台湾共产党

翁泽生回到上海时，白色恐怖笼罩着全上海，革命转入低潮。翁泽生生活拮据，因营养不良，被同志们称作“鸦片仙”，后来干脆称呼他为“阿片”。偏偏儿子又在这个时候出生，常常饿得直哭，妻子时常埋怨他，但翁泽生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依然毫不动摇，化名陈祥麟、张平凡等，坚持地下斗争。他联络一批在上海的台籍学生，在上海宝兴路秘密组织台湾青年读书会，热情地指导这些青年学生学习马列主义书刊，并培养了张茂良等积极分子入党。

1927年11月，翁泽生经中共中央介绍，认识了从莫斯科学习回来的台籍中共党员林木顺和谢雪红。当时，台湾在日本的管辖之下，共产国际认为，日本共产党有责任指导台湾的共产主义运动。林木顺和谢雪红是经共产国际接受日共指示，回到上海和翁泽生见面的。他们一起商议组建台湾共产党的问题，一致认为，为了加强对台湾革命运动的领导和扩大台湾的革命力量，很有必要联络在大陆、台湾和在日本的台籍共产党员，共同创建台湾共产党组织。

经商议，由林木顺、谢雪红去日本，和日共联系，翁泽生留在上海，与中共中央联系，并负责联络在大陆和台湾的共产党员。据翁泽生的儿子林江回忆：“1928年父亲为创建台湾共产党废寝忘食，花费了心血。‘台共’初创时主要由在祖国受教育的台籍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与部分留日的台湾共产主义者两部分青年学生组成。父亲曾在上海组织过台湾学生读书会，联系面很广，因而负担了大量的工作。”

这一时期，由于日共当时正忙于国内普选的政治斗争，台共成立大会的任务由中共指导。1928年2月，林木顺、谢雪红回到上海，来自福建、台湾和在日本的台湾共产主义者代表林日高、潘钦信、陈来旺等也到达上海。他们集合在翁泽生的住处开会，决定成立台共筹备会，成员有林木顺、谢雪红、翁泽生、谢玉叶、潘钦信、陈来旺等人。会议决定林木顺为召集人，和谢雪红负责与中共中央联络，由林木顺和翁泽生负责起草《政治纲领》等文件。

1928年4月15日，在中共中央代表彭荣的指导和帮助下，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一个照相馆里正式成立。会议期间，翁泽生建议台湾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名额应该留给能回台湾领导工作的代表。会议选举林木顺、林日高、蔡孝乾（缺席）、洪朝宗（缺席）、庄春火（缺席）为中央委员，谢雪红、翁泽生当选候补中央委员，林木顺为书记。决定翁泽生留在上海负责和共产国际东方局、中共中央联系。谢雪红驻日负责和日共中央联系。陈来旺负责台共东京特别支部。林日高、王万得、潘钦信等台共党员先后返台，在进步群众团体中开展学运、工运和农运工作。

1928年4月25日，台共成立仅仅10天，谢雪红等台共党员因上海读书会事件被逮捕。谢雪红被遣返台湾后，着手组织的重建，领导岛内台共党员开展抗日斗争。翁泽生留在上海负责联络和指导工作，为台共在岛内开展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

被捕时仍在坚持斗争

1931年秋，翁泽生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赴香港指导两广（广东、广西）省委开展工作。他不辞辛苦、不避风险，到两广各地考察情况，还指导各地党组织制定发展反帝运动、职工运动和青年运动的规划，注意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

同年12月底，翁泽生在外地巡视时，突然接到两广省委遭受严重破坏、省委书记谢盛泰被捕的消息，他赶回香港，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指导省委工作。

1932年3月，省委开会时被港英当局围捕，翁泽生等也被捕。关押了50天后，同年5月，被驱逐出香港，送到上海，准备引渡给国民党政府。翁泽生在途中十分机警，船到达吴淞口时，发现有敌人跟踪，以100元钱买通了水手，藏在仓库中，没有被发觉，成功摆脱了敌人的搜捕，秘密潜回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巡视两广的工作情况。

1932年夏天，翁泽生被调到当时设在上海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并担任秘书长。当时，全总党团书记是陈云，成员有廖承志、杨尚昆及胡大海、卢福星等。翁泽生一方面负责全总机关的日常工作，一方面经常深入基层，指导工作斗争。他还以台湾大众时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写了许多反映祖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文章，对台湾人民的反日斗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据廖承志回忆：“翁泽生同志的工作是积极的，在最困难的环境里，也能完成任务。在胡大海、卢福星、黄平、王云程等接连叛变的情况之下，他都毫不动摇，坚决地完成任务。”国民党上海公安局局长后来指控他“宣传赤化，鼓动工潮，影响治安实巨”，还说，“本市历次工潮，均为该犯主使”，恰恰说明翁泽生在全总的工作是出色的，成绩是显著的。

1933年3月4日，由于叛徒出卖，翁泽生在上海英租界被捕。他采取斗争策略，称自己是台湾人。其目的有二：一、当时台湾被日本管辖，根据条约，国民党政府不能移提并审判台湾人，这样可使国民党进一步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阴谋落空。二、这样突然宣布，必然引起报界的注意，报纸一刊登消息，同志们就可安全转移。

事情的发展果真如此。3月7日，上海各大报纸纷纷刊登此事，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同志看到新闻后，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分散转移，党的机构没有遭到破坏，与他有秘密联络的廖承志安然无恙。据廖承志回忆：“翁泽生同志被捕后，他所知道的全总和海总的机关无一处受到破坏，可见他是坚决的，立场是坚定的，并没有向敌人泄露过任何党的秘密。”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翁泽生在狱中写给母亲的家书。

翁泽生雕像

为革命鞠躬尽瘁

翁泽生后被押至台北监狱，在长达6年的牢狱生活中，他面对日本殖民统治者的严刑拷打及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用自己的生命捍卫党的秘密，并严词拒绝写任何“自白书”或声明“转向”。他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我父亲是福建同安人，母亲是台北人，你们可以判我刑，要我转向是绝对不可能的。刑满出狱后，我还要回祖国去，继续参加革命！”敌人恼羞成怒，用残酷的刑法来摧残他，仍不改其志。

翁泽生在台北监狱中受尽折磨，敌人把他关在一间狭窄、阴暗和潮湿的单身牢房。他在忍受着肉体痛苦的同时，仍在家书中极力安慰遭逢变故、为家计发愁的亲人，为自己不能尽到为人子、为人兄的责任而深感愧疚。他是面对敌人酷刑坚贞不屈的血性男儿，在书信中却是忧心母亲身体的孝子，一位恨自己不能为妹妹们分忧的兄长。1933年12月1日，他在给母亲的家书中写道：“因儿之事，母亲诸妹不知流尽多少泪珠，此后过年过节亦不知如何挂虑忧愁！每一念及便觉心酸，但幸台地气候温和，贱体亦与在外无异，只要母亲诸妹康健，他年必有一朝得以重庆团圆，一切统希宽恕放怀，万勿过于哀伤，是儿所至望至盼者也。”

翁泽生入狱后，不仅患上脚气病，连他的肺病也因敌人的酷刑摧残而更加严重，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然而为了不让家人担忧，他从不过多地透露自己的身体情况，写给母亲的家书里经常出现的多是“贱体粗安”“贱体亦与在外无异”等话语，并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宽慰家人，“他年必有一朝得以重庆团圆”，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家人的惦念之情。当他得知儿子在小学只学日语，不能学中文时，当即交代家人一定要“把黎儿送到同安大姑母家去读祖国的书”。林江（原名翁黎光）一直记得，父亲为他起名“翁黎光”的深意：“父亲相信黎明之光就要到来，革命在我这一代一定会成功。”

1939年初，日本殖民统治者见翁泽生奄奄一息，提出只要他肯“发誓转向”“写悔恨状”，就让他出狱治病，但翁泽生不为所动。当时也有人劝他借口出狱再建台共来实行“转向”时，他坚定地说：“在这里是死，出去也是死，何必成为火线上的逃兵。”直到翁泽生病危，日本殖民统治者才允许其“保外就医”，但是他在出狱19天后，便因病去世，时年36岁。

消息传到延安，他的妹妹冯志坚（翁阿冬）极其悲痛，立誓要“把血泪变成锐利的刺刀，刺在每个敌人的身上”。他的战友陈云、廖承志赞叹“他到死还坚持着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

1975年，翁泽生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追认为革命烈士，他的革命事迹将永远被后人铭记。

（作者单位：台盟中央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