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读者朋友对范文澜在革命年代的经历知道得不多……

参加新四军时期的范文澜（左）

走向革命

1893年11月15日，范文澜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书香门第，5岁时入私塾读书，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教育。范文澜勤奋好学，阅读了大量的古籍，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

科举制度废除后，范文澜先后在县高等小学、上海浦东中学、安定中学学习，学到了许多新知识，极大地开阔了视野。范文澜的叔父范寿铭受时代的影响思维较新颖，对范文澜比较关怀，劝说他“一定来北京念书”。

在范寿铭的资助下，范文澜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师从黄侃、陈汉章、刘师培等国学大家。范文澜经常读书到深夜，研读古文经学，并立志笃守师法，学习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1917年7月范文澜毕业于北大国文门，在叔父的介绍下，给同为绍兴人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做私人秘书，并受到蔡元培的较大影响。

1918年至1921年，范文澜先后在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河南汲县省立中学工作。此时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中国爆发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范文澜愤世嫉俗、洁身自爱，希望能找到救国的道路和方向，在十月革命后一度“对俄国革命怀有好感”，但由于对共产党及其革命主张所知不多，此时仍埋首读书，专心致志于经学学术研究，“自信这将有助于改变祖国千疮百孔的面貌”。

南开执教时期的范文澜

1922年，范文澜受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之邀，到南开中学任教员，从1924年起任大学部教授。南开在校长张伯苓的主持下保持着良好的校风，反帝爱国、关心国事，关注国计民生，注重实践。在南开的5年是范文澜在学术上崭露头角的时期，也是他在政治上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的时期。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范文澜积极参加“南开大学五卅后援会”，上街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罪行。范文澜还参加了天津市民大游行，一路冲在队伍前面大声呼喊，嗓子都喊哑了。范文澜的一些同事问他：“你老夫子也会起劲吗？”随后国民党派人到学校发展党员，希望范文澜加入，但是遭到他的直接拒绝，拒绝理由很简单：范文澜看不起那些“喊口号也要留后步”的同事，而他们正是老牌国民党员。

不久，范文澜在一位共产党员朋友的影响下阅读到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并深受启发，认识到“革命不是快意高谈，而是伟大的实际行动”，而自己此前所追求的乾嘉前辈的“大志”实在是太渺小了，便“毫不犹豫地放弃老营寨”，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服膺共产主义和革命事业了。

1926年秋，范文澜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南开师生中积极展开革命活动。时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是李季达，组织部部长是彭真。李季达在南开大学开展党的工作的接头人是范文澜，在南开中学的接头人是林枫。

1927年4月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右派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北方形势也十分紧张。范文澜常常在课堂上讲授马列主义著作和共产主义，谴责当局的黑暗统治。天津当局将范文澜列入黑名单，天津警备司令部在准备抓捕范文澜的前一日通知张伯苓，在张伯苓的掩护下，范文澜得以脱险，奔赴北京。

1927年夏，天津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李季达被捕遇难，范文澜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两次入狱

范文澜到达北京后到北京大学任教，同时还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辅仁大学等高校任教。此时范文澜虽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仍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冯玉祥等直接与蒋介石对峙。阎锡山控制下的北平宪兵全城搜查浙江籍的教授，范文澜亦在其中。一日，北平宪兵冲入范文澜家中将其逮捕关押。

不久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阎锡山等退出北平，在蔡元培及北大教授的联名担保和营救下，两周后范文澜获释。

1930年12月，北京大学学生会创办了《北京大学周刊》，积极宣传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抨击国民党当局的妥协卖国政策，宣传抗日救亡，范文澜被聘为首席顾问。范文澜还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等进步组织。“北平教授联合会”是党组织领导的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组织，吸收了许德珩、侯外庐、施存统等进步教授参加，范文澜是该会的主要负责人，他们“都是站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一边”，推动北平的抗日救亡浪潮。很多青年学生在他们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范文澜（左三）与河南大学青年学生在一起

1932年，范文澜担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和院长后，保护了一批进步学生，开除了几个国民党特务学生。范文澜聘请了一些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任教，在学校开设了马列主义课程，并多次组织校外著名学者和进步人士到学校讲课，宣传进步思想。5月北平文化总联盟成立后，鲁迅在党组织的介绍下由上海到北平讲学，受党组织之命，范文澜和北平文化总联盟的党团书记陈沂、北平左联的陆万美三人负责接待鲁迅。随后，范文澜邀请鲁迅到学校作《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的演讲。

范文澜时常从自己的工资中抽出一部分交给党组织，为北平党组织雪中送炭，帮助收留党内同志，有的同志在范文澜家中一住就是两年。由于担任院长，范文澜家中安装有电话，进步人士来往得就更多了，范文澜的住所成了党的秘密联络点。

范文澜第二次被捕是在中国革命低潮之时，当时，国民党当局正在对苏区和红军进行轮番围剿，对文化界的进步人士也展开了监视和逮捕行动。1934年8月，北平宪兵第三团以“共党嫌疑”逮捕范文澜，11月时将其押送至南京关押。范文澜被捕后，北平各大学20余名教授联名担保，蔡元培多次致函汪精卫请其设法释放范文澜，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也向南京国民政府说情，北大校长蒋梦麟找到陈果夫为范文澜求情，说其“一向为人正直，爱护学生，生活艰苦朴素。”陈果夫说：“就这一点已足以说明范文澜是共产党员，否则，怎能这样做？”范文澜得知后风趣地说：“看来，以后我的生活要腐化一点才好，免得人家说我像共产党。”范文澜的生活确实十分朴素，身上穿的一件灰布衫年久变色，仍不换新的，在北平执教多年，“未看过一次电影，竟不知电影院是什么模样”。范文澜在被关押5个月后于1935年1月被释放。

范文澜出狱后返回北平，仍时常受到特务的监视。此时日本侵略者已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并一步步蚕食华北。在国家和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民众抗日，得到了大多数国人的拥护。但是，也有一些人忍气吞声做亡国奴。“正义所在，舍命去做，愈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愈是显出人格的伟大。”为了激发民族精神，范文澜出狱后很快就撰写了《大丈夫》一书，以唤醒民众，检讨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和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抵抗政策，谴责日本侵略者。

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任职时的范文澜（右四）

范文澜在《大丈夫》一书中列举了25位中国历史上可以称得上是大丈夫的人物，如卫青、霍去病、李广、岳飞、文天祥、戚继光、袁崇焕等具有崇高民族气节、为国家献身、在历史上堪作模范的伟大人物，他们抵抗外敌入侵的爱国事迹，激励着国人爱国抗日，为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而斗争。范文澜将这本书命名为《大丈夫》，就是希望国人“也都学做大丈夫”。在歌颂和赞扬大丈夫时，范文澜也批评了出卖民族利益的奸佞小人：“小人只认识势力，不知有是非，酷嗜富贵，不知有国家，看各代亡国历史，如出一辙，绝无例外。”1936年7月《大丈夫》一书出版后，广受欢迎。

“游击专家”

随着日本加紧对华北侵略的步伐，范文澜受到国民党政府和日本特务机关的重点监视，日本特务机关甚至派人到范文澜住所观察动静。范文澜决心离开北京，前往河南。1936年，时任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萧一山是著名的清史专家，文学院文史系主任是稽文甫，二人都是北大校友。经过稽文甫的大力举荐，范文澜在萧一山的邀请下赴河南大学任教。

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各行各业的爱国抗日热情高涨，但是也有一些人对抗战胜利信心不足，要么醉生梦死，要么临阵退缩。范文澜明确提出：“谁是坚决抗战的谁就是英雄豪杰，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歌颂；反之，如果临阵退缩，半途屈服了，那就成了民族罪人，永远被民众抛弃，永远被后世唾骂”。此时河南也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等团体和组织都建立了救亡组织。“范文澜是老党员，抗战前被国民党逮捕，失去了组织关系，但他执行我党的方针、政策是坚定的”。中共河南省委文委书记王阑西受命联络和统战稽文甫和范文澜等人，创办《风雨》《经世》等刊物，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由于经费不足，出版困难，范文澜慷慨解囊，并在这些刊物上刊发了许多政论文章，宣传持久抗战和游击战争，鼓励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范文澜鼓励教育界同仁积极行动，开展自救和救亡的活动，积极开展募捐、替伤兵服务、对民众服务、对民众宣传等爱国工作。范文澜认为：“教育界人士所以被尊为优秀可贵的缘故，因为他们在国家危险时候，能替国家出较大的力量作救亡工作。”此时正是“国家遇着危险，正待优秀分子全体动员，出力挽救”的时候，一些时常以“社会中坚分子”自命的人，却“改变态度，成了向后转的优秀者”。范文澜对这种“爱己心胜过爱国心”“责人太严，责己太宽”的人极为鄙视，专门撰《反对教育界的神行太保》一文，批评这些“临阵脱逃”的人为“教育界的神行太保”，认为这些人不配责骂前线溃逃的将士、不配接受前线忠勇将士以生命为代价的保卫。

范文澜主张坚决抗战不投降，必须唤醒民众，发动民众的力量，他认为：“如果宣传工作做得好，每个中国人都有了民族意识，老太婆摆茶摊的都会帮着做救国事业，虽然军事上偶有失败，民众定能扶助军队使他很快地恢复抗战力量。”为满足敌后游击战争的需要，范文澜专心研究游击战的战略和战术等一系列问题，还编了一本《游击战术》的小书，呼吁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不必再怨天尤人了，快快起来自救吧”。这本应时的书很快便销售一空。范文澜因此获得“游击专家”的称号。

中共河南省委号召青年学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成立乡村服务团，到农村动员和组织民众抗日。省委通过范文澜和稽文甫等教授，以河南大学文学院的名义主持创办“河南大学抵抗工作训练班”，组织开封地区进步青年学习抗日救亡理论和游击战术，培训救亡运动的骨干力量。由于校舍不足，范文澜就把妻子和孩子送到一位朋友家借住，将自己的住处腾出来作为训练班的校舍。在训练班上，范文澜主要讲授民族气节教育的课程，以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事迹激励青年学子。随后又组建“河南大学抗敌训练服务团”，南下豫中、豫南深入城乡开展抗日宣传和行动，范文澜担任训练服务团的副主任。

“开始清爽快乐的生活了！”

由于抗敌训练班和农村工作服务团是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活动，因此遭到国民党的反对和破坏。当范文澜和服务团学生到达舞阳时，驻扎在此的国民党部队以宴请的方式“送别”他们，范文澜得知后，以悲愤的心情说道：“我们这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正在遭受着一场空前的劫难，我们的民族正在流着血！我们有在中国土地上作救亡工作的自由。”范文澜呼吁，中国同胞应该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要做亡国奴，随后忍不住失声痛哭。范文澜的爱国之情深深地感动着青年学生，也打动了一部分国民党官兵，纷纷流泪痛哭，甚至有官兵“对空放了几枪，以示义愤”。

1938年3月，国民党教育部下令，强迫范文澜和稽文甫等教授离开服务团，范文澜只好回到已迁至信阳鸡公山的河南大学。距此不远的确山县竹沟村是中共中央中原局、河南省委和竹沟地委的所在地，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原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有“小延安”之称。刘少奇、李先念、彭雪枫等中共干部在这里培训了大批抗日军政干部。

为了抗战，范文澜毅然脱下长衫，投笔从戎，很快就成了军事“学徒”。1938年6月，范文澜前往中共河南省委所在地确山县竹沟镇，参加了新四军游击队，直接在抗日武装队伍中工作和生活，从一个文质彬彬的大学教授变成“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前线时常面临各种危险。1939年春，豫南沦陷，日寇频繁向信阳一带侵犯，中共河南省委考虑到范文澜的人身安全，多次劝说他回到后方。刘少奇十分注重加强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团结进步的知识分子。9月，范文澜回到竹沟镇后，刘少奇请范文澜等进步知识分子到竹沟镇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此间，范文澜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自1939年起，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在各地制造反共摩擦。10月，国民党中央命令河南地方当局进攻新四军，竹沟镇在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威胁下愈加危险。范文澜是党的宝贵财富，为保护他的安全，中共中央中原局考虑把他转移到延安。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找范文澜谈话，并手写了一封介绍他去延安的介绍信，请其到延安时交给毛泽东。

范文澜于11月初动身前往延安。果不其然，范文澜刚离开竹沟，国民党就组织1800余人的武装力量围攻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竹沟惨案。

范文澜于1940年1月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用范文澜谦虚的话说：“朋友某君认为我还有学习上进的可能，介绍我到延安来。我‘过五关斩六将’，冲破若干险阻，居然走到‘寤寐求之’的边区了！”到革命圣地延安后，范文澜总结自己此前四五十年的生活，“一言以蔽之曰烦恼”，但是到延安后则“开始清爽快乐的生活了！”

到延安后，范文澜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战士和令人尊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论述中国历史，其《中国通史简编》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称其为“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范文澜撰写的《中国近代史》是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奠基之作，影响深远。

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作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仍然奋力写作，辛勤工作一生，他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为近代史所建立了优良的学风，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