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方明

基辛格博士走了。他是一段百年传奇，也是诸多历史场景的策划者、参与者、见证者。他的一生，在全球多个地域留下身影、投射理念，但最浓墨重彩的也最能体现其个人影响力的，无疑是他在中美关系史上的特殊作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和好朋友。这大抵便是基辛格此生最突出、最没有争议、也最客观公道的评价了。在期颐之年离开，这是一种圆满，也是一次新的提问：世界还需要新的基辛格吗？

基辛格的人生经历是不可复制的，但基辛格的战略眼光、政治勇气和外交智慧却是国际关系史上一笔宝贵的遗产。遥想1971年的夏天，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的特使秘密访华，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关键一员。从那时起，基辛格与中国的缘分便紧紧相连，一生访问中国逾百次，在今年7月最后一次访华期间还欢度了百岁寿辰，他因此被公认为“最了解中国的美国人”。然而，当以基辛格为代表的、一个又一个的“知华派”离开，宽广的太平洋还能让两个大国平和相处吗？

新的时代，横亘在中美之间的认知鸿沟依然如天堑，需要更多的基辛格，也需要更多的“新基辛格”。这不由让笔者记起一段往事：2009年9月，察哈尔学会刚刚创办不久，便有一家美国机构闻讯而来，主动洽谈合作，在那个季节悄然成为中美社会智库开展公共外交实践的先行者。打开这扇“中美智库交流门”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闻名遐迩的基辛格博士。当时，受基辛格博士委派，基辛格事务所副总裁雷默先生专程登门，和我们讨论了如何化解中美认知分歧、正确对待中国发展模式和“北京共识”等议题。远在大洋彼岸的基辛格博士，关注到一家刚刚成立的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颇令人惊讶，也再次验证了基辛格博士对中国事务的了解程度、认知深度以及沟通速度。作为中美两家机构，我们有各自的立场，观点有异，但不妨碍我们面对面交流，寻求共识，消弭认知赤字。很多时候，交流本身就是一种成果。基辛格博士在离开政坛后多次访华的交流经历，恰恰验证了这一点：只有充分交流，才能充分了解，实现更好的合作。这也是公共外交的独特魅力。

基辛格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政治人物和智库专家。他的一生，在美国对外交往的不同片段有不同的考量和实践，既有彰显功德之牌匾，亦有毁誉参半之泥沙。但有一点始终没变，那就是基辛格的立场始终是美国立场，维护的利益始终是美国国家利益。在中美关系的维度上，他是“知华派”，也是“友华派”，看起来和那些“仇华派”、“反华派”截然不同，但不同的主要是认知理念、政策倾向，而不是核心立场和核心利益。他们对美国的热爱导致他们对中国的认知态度发生了巨大分野：有人认为遏制中国才是维护美国国家利益，有人则认为中国崛起无法避免，和中国合作共赢才是长久之策。孰是孰非，立场不同的人答案不同；是胜是败，“零和博弈”的历史教训历历在目，基辛格博士亲手参与结束的越南战争、近年美军从阿富汗撤军等等早已说明一切。“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思维定式早已被证明行不通。

世人应当打开思维的天窗，在维护各自核心利益的前提下，通过更多的基辛格式外交艺术实践，让世界能够听见不一样的声音，听取另外一种立场的合理性，推动当今世界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死胡同，再度五彩缤纷、百花齐放纪念基辛格，尤其需要鼓励诞生具有中国立场、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深谙外交与国际交往艺术的“东方基辛格”。国际政治舞台不缺二元思维和僵化外交，缺的是长袖善舞、“有事好好商量”以及对“敌意螺旋”的斗争艺术。只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够通过斗争来争取外部的理解与支持：敌人斗成了朋友，则斗争胜利；朋友斗成了敌人，往往斗争失败。1971年到1972年，基辛格和中方就《上海公报》进行了多轮磋商，互相展开了斗争，最后的结果是双方下降了“敌意螺旋”，斗出了中美建交的大方向，斗出了中美友好，斗出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多极化世界。掌握外交斗争艺术的人，才有望超越基辛格博士的时代局限、视野局限，实现新时代的外交纵横，成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宏图。

基辛格博士已经远行了。中国少了一个老朋友、好朋友，这是一件悲伤的事，却也是注定发生的事。我们不可能只拥有一个基辛格，我们既需要世界涌现更多知华、友华的“海外基辛格”，也需要能够在国际关系舞台上发挥各类作用的“本土基辛格”。当越来越多的新型“基辛格”相互对话、相互理解时，这个世界才会逐渐远离偏见和仇恨，走向越来越美好的人间大同。这或许便是对基辛格博士逝世的最好纪念吧！

（作者系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