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原名叫凌解放的二月河，把自己多年潜心研究《红楼梦》的心得梳理了一下，写了《史湘云是“禄蠹”吗？》等自认为有独到见解的论文，一篇篇满怀希望地寄出，却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年轻气盛的二月河就写了一封火药味十足的“声讨信”，寄给时任《红楼梦学刊》常务副主编的冯其庸：“红学是人民的，不是你们几个红学家的。”随之，冯其庸作了一些编辑，二月河的一篇论文很快刊登在《红楼梦学刊》上。

后来，冯其庸发现他是一块璞玉，很是满意和赏识，收入门下，推荐为中国红学会会员。从此，师徒俩就开启了数十年的贴心交往。

看到二月河好学上进，研有成果，冯其庸举贤荐能，二月河成为河南省最年轻的红学会理事，且邀请他参加了第二届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

会后冯其庸与二月河谈话：“你的文章我已阅读不少，我认为你选择一个合适的方向，你搞文学创作的成功机会会大一些。你的文笔很好，是写小说作品的手法，更适合这个门类。”二月河听后说是：“我一定好好选择突破方向。”

就是在那次会议上，一些学者由《红楼梦》谈到曹雪芹，由曹雪芹谈到其祖父曹寅，由曹寅谈到康熙皇帝。座中有人感叹，至今还没有一部像样的、写康熙皇帝的文学作品问世，真是遗憾！这时，一旁默不作声认真聆听的二月河突感灵光入窍，暗下决心：“这是个好题材，我来写！”对于二月河的想法，冯其庸不认为是胡思乱想、一时兴起，便从各方面支持、关注和鼓励他创作。

二月河在查阅资料、搜寻史证、化为己用的辛勤创作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苦闷和疑惑，都愿意向冯其庸倾诉，冯其庸为他找资料、出主意，释疑解惑、排除干扰，一步一步实实在在地帮着，尽己所能、毫无保留。二月河没有写小说的经验，怕写不好。冯其庸说：“谁生下来就会走路？你只有写出来才知道行不行啊。”

二月河刚创作《康熙大帝》时，有人说：“康熙大帝”是个外来词，本身就讲不通。他深受打击，不知路在何方。冯其庸为他鼓劲：“别人说你写不出来，你写出来了，就成功了；别人说你写得出来，你不努力，说再多也是没有用的。”“不要受别人影响，不要打乱自己的思路，写出来不行再改嘛，有什么了不起！”冯其庸的大力支持，让二月河信心大增。后来写到30万字的时候，又写不下去了，彷徨之际，他希望冯老帮助看看稿子。

当时是1984年3月，冯其庸带着研究生外出学术考察，历时两个月，从鲁苏沪，再到鄂川陕豫，饱览长江黄河流域诸多胜迹与壮丽山河，寻访历史文化遗迹。最后到达南阳时，冯其庸特意去看望二月河，并应其请求评阅他的《康熙大帝》书稿。

当时，二月河写的数十万字草稿，连勾带画，此转彼接，眼花缭乱，生人看了很是费劲。于是他连夜赶工，提前誊录了十章给冯其庸看。冯其庸看完拍案叫好，当即表态：“你的什么《掇红集》，还有什么红学论文都不要弄了，这样就好，这就是你的事业。写完后马上告诉我。”“不要再干其他事情，专心致志完成它，这是你的路。”

书稿准备出版时，冯其庸又打电话为他推荐出版社。《康熙大帝》首卷出版，二月河却受到了评论界的否定和工作单位领导的批评。在他陷入低谷之际，又是冯其庸给予了巨大的鼓励与支持。二月河从1984年起，用4年时间完成了4卷160余万字的《康熙大帝》；1990年至1992年，他又创作了《雍正皇帝》3卷共140余万字，1994年至1996年，他又以惊人的速度推出了《乾隆皇帝》前3卷共计130余万字。

二月河本名“凌解放”。他出生于1945年秋，那时他父亲参加“上党战役”，解放了长治市，且面临全国解放，父亲和战友们就“合议”起了“凌解放”这个名字，谐音就是“临解放”，盼望和迎接全国解放。《夺宫》写成后，二月河认为历史长篇小说署“凌解放”这个本名，一个历史一个现代，明显不协调，于是就顺着“凌解放”，想到凌者冰凌也，解放者，开春解冻也，冰凌融解，不正是人们看到的二月河的景象吗？二月河，又特指母亲河黄河，是提醒自己不要数典忘祖。从此，二月河也开了帝王文学创作的先河，在中国文学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