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星院士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这几天收到很多年轻科研人员的祝贺短信，他们都对推动学科发展充满期待，感觉身上肩负的责任更大了。”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副所长徐星如是说。

11月22日，中国科学院2023年增选院士名单公布，共有133人新当选为院士，徐星位列其中。他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并命名恐龙最多的科学家，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恐龙院士”。

龙和恐龙有关系吗？

徐星，1969年7月出生于新疆伊犁，199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古生物与地层学专业，2004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14年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第一批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

学术生涯初期，徐星就和恐龙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足迹遍布新疆、黑龙江、辽宁、吉林、内蒙古、河北、山东、云南、江西和湖南等地。在一次次野外考察中，徐星不断寻找恐龙化石，发现恐龙新物种。

先看一份成绩单：28岁，发现长羽毛的北票龙；31岁，发现比始祖鸟还小的“赵氏小盗龙”；34岁，提出四翼恐龙假说；46岁，发现长有翼膜翅膀的奇翼龙……20多年来，徐星主要精力放在恐龙演化、恐龙类群的研究中，累计发表论文300余篇，其中发布在国际核心期刊Nature、Science、PNAS刊文50余篇。他的研究成果创造了多项世界第一，被称为世界恐龙研究界的“中国星”。“恐龙飞向蓝天”这一科学假说，更是革新了恐龙进化研究，帮助我国成为古生物学的动力室。

“恐龙和龙有什么关系？”

源自古神话中的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之一。作为一名恐龙专家，徐星常常会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他坦言，虽然这个问题目前无法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我国早期有关自然科学的研究书籍中，有很多关于化石的记录。“我们的祖先一定亲手摸过恐龙化石，与生物进化有关的思想萌芽可能会对龙的文化形成产生影响。”在徐星看来，对恐龙的探寻和研究，就像人类追寻自己生命的起源和进化一样，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自身文化以及生存的这片土地。

徐星院士由于长期劳作，腰椎不好，不能久坐，平时都站着办公。

现实中，真实的恐龙考古研究世界，并不像动画片和科幻电影中描述的那样，往往充满了未知的风险和挑战。化石采集往往需要一层层地拨开岩石去寻找，在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地区寻找恐龙和恐龙生活的蛛丝马迹，是徐星的工作常态。

“在这些地区，风餐露宿是常事。在没有公路的地区，很容易发生翻车事故，而且天气炎热、气候干燥，科研人员面临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挑战。”至今他还记得，当年和老师一起坐在沙漠戈壁上，虽然手里拿着干瘪的馒头，但是老师脸上依旧洋溢着灿烂的笑容。“虽然条件恶劣，但是老一辈古生物学者依然能够从中找到乐趣，这种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品格是支撑我不断前行的力量。”徐星回忆道。

恐龙研究也要用到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

美国炙手可热的经济学家泰勒·考恩在《再见，平庸时代》一书中预测，未来的社会科学家将不再是创新理论，将越来越多地与计算机的能力合作，让程序输出元分析结果，并回顾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这一观点尽管有些极端，对计算机能力等现代科学的倚重却道出了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

徐星让现代科技助力恐龙研究的尝试，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年，他和同事们早已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开辟出恐龙研究的新领域，取得以往短时期内不可能取得的成果。

譬如，借助大数据技术，结合各种化石证据，还原出远古时期恐龙的生态和外貌特征。这项技术的应用还能更好地预测气候变化、推断生物进化等，通过收集丰富的化石和各种生态信息，为还原恐龙生存的生态提供足够的数据。目前，科学家已经能够通过全球各地的化石数据，从土壤、气候、食物、植被等多个方面探究恐龙的生物学特征和演化历程，确认恐龙是如何适应并统治了地球。“这与以前只能凭借几个化石来猜测恐龙的外貌和习性，不可同日而语。”徐星表示，通过大数据技术的应用，科学家们高效地建立了多种气候模型，从而解析恐龙寿命期间的气候演变历程。

再譬如，人工智能已经成功地还原了一些恐龙的外貌。当然，人工智能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和算法优化。恐龙化石记录的不完整性和变异性，也决定了有些恐龙的特征很难被准确地还原出来。获取大量的恐龙图像和数据并对其进行分类、标注和处理，需要人工智能以外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

尽管如此，徐星相信：“未来不论有多少难题需解决，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还将为当代恐龙研究带来更多的想象空间和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在这几年的研究中，徐星还注意到古生物学研究正在发生两个变化，一是古生物研究愈发与现代生物学的其他分支紧密结合，比如比较基因组学、发育生物学，二是与地学其它分支的结合。他坚信，通过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结合已有的恐龙化石数据和现代生存的动物数据，能更好地揭秘生物演化的奥秘。

科普就是要触及每一个公民

2019年6月1日，徐星做客央视一套《开讲啦》，与青少年朋友一起分享恐龙及古生物研究心得：像孩子一样去好奇。

好奇心、创造力的培养，与现行教育体制的改革有关。作为一名科学家，徐星十分关心教育改革。他认为，从教育发展的角度，当前以知识培训为主、以思维培养为辅的体系，在未来将转向以思维培养为主、知识培训为辅的体系。

徐星院士在办公。

徐星呼吁，国家层面应成立相关的组织机构，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才需求情况进行统计研究，借鉴发达国家的改革经验，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尽快推出适应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规划和实施方案。同时，应选择一些学科或者学校，先行开展从课程组成、教材编写到教育方式的一系列改革实验，建立以思维培养和方法训练为核心的教育理念，完成从知识培训型教育体系向思维培养型教育体系的转变；建立配套的高等教育体系，包括独立的高考渠道，以接纳参与改革实验的学生，打通整个教育通道，最终建立完整的适应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才培养体系。

尤为难得的是，徐星很早就开始涉足科普领域，他通过科普文章、科普纪录片和科普报告等形式，传播古生物学知识和科学精神。据他回忆，二十几年前第一次作科普讲座时，只有寥寥几人到场，而如今，他的讲座场场都爆满，甚至有听众驱车几百公里只为听他的一场讲座，只为满足对科学的好奇心。

徐星非常重视场馆科普。“场馆科普最重要的特点是其现场性带来的深度互动和充分交流，这是其他科普形式难以取代的。”他向记者分享了一个让他难以忘怀的故事。有一次作完科普讲座后，一名听众热泪盈眶，上前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通过向大家分享我的科研经历，触动了听众心灵深处的一些东西，这是场馆科普最大的优点。”

“科普就是要触及每一个公民。”他认为，与发达国家比，我国场馆科普的数量相对较少，而且自然类科普场馆比较缺乏，此外，中小型科技博物馆数量也比较少。

徐星还有一个角色是全国政协委员，今年是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第六个年头。过去一年，他参加了不少调研，其中有一项调研是关于民营博物馆的建设情况。他发现，正佳自然科学博物馆、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盘古化石馆是极具代表性的民营博物馆，在场所选择、建筑构造、展览形式上别具一格，与传统博物馆不同，这些博物馆的科普活动也非常具有吸引力。

“应鼓励非公有体系的资源进入场馆科普，积极建立民营博物馆，增强场馆科普的活力和创造力，完善场馆科普体系建设。”徐星呼吁。

“在这条道路上，我将不断前行，继续探索和讲述自然历史深处的奥秘。”这是徐星对未来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