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干之一的儒家文化，其基本哲理是形塑中华文明包容性特征的重要力量，从儒家的基本经典、基本哲理出发可以深入我们对于文化多样性的认识。

《周易》是“五学之原”，是中华文明哲理的重要基础，其第十三卦为“同人”，象征人与人之间“同心同德”，并特别强调真正的“同心同德”不是完全一样的“齐同”，而是异中求同、包容差异。《同人·彖》言“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君子是要通晓世界上不同人的志向，而不是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周易》认为如果只和自己想法、意见一样的人“同”，反而会有不好的结果。《周易》“咸卦”也强调，圣人要能认识并感通不同的事物，只有如此才能“天下和平”。由此可见，儒家对于世界大同的追求，不能理解成是消解了不同文化、文明自身特性的结果。

不仅仅《周易》体现了以包容的态度看待世界、尊重世界多样性的立场，儒家的众多基本典籍都将其哲理的这一特征展现出来。如《诗经》有“十五国风”，记录了当时15个不同地区的人民的乐歌，多角度反映了当时的文化现状。在解释者看来，只有透过这不同的民情，才能真正理解人心。又如《左传》是解释《春秋》的重要文本，其中有不少讨论涉及“和同之辩”，都强调包容差异的“和”的重要性，认为不同的要素的合理组合，造就了世界的多彩，也使世界生生不息。此外，儒家特讲“礼”，而礼的精神则有“从俗”，有“礼时为大”，都是强调根据不同的人情、时代特征去制礼作乐，而不是用一套绝对的规则强制要求所有人。

可见，对包容的强调、对多样性的尊重，渗透进了儒家的经典世界，成为儒家重要的思想底色。

而在哲学上将这一点讲得最为明确的当属孟子。在《孟子》中，许行的逻辑主张人要在社会中采取相同的行动模式，而孟子讲“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认为万物的最真实的存在样态就是“不齐”，差异是世界的“实情”，事物的差异是天道的展现、是造化的必然结果，而强制性的“同”会导致世界的混乱。儒家所追求的“平等”不是“齐同”，而是在尊重差异性的基础上，让万物各尽其性，将自己的本性充分发挥出来。

儒家哲理对包容性、多样性的强调，还体现在儒家的正义观。在对“义”的理解上，儒家并不采取教条主义的僵化姿态，而认为“义者，宜也”，也就是要在不同的、具体的场景中判断某种行为是否正义，而不是用某种不兼容具体性的抽象原理作为正义的标准。对“宜”的强调反映了儒家对于事物具体性的尊重，即要内在于具体的情景，理解正义原则，而不能脱离具体性而看待道德法则。

儒家始终以“仁爱”为追求，“仁者爱人”是儒家的价值基准。但儒家并不认为，实现仁爱的方式是单一的、绝对的，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区域，有其实现仁爱的不同路径。但不管路径如何，都要尊重人民的意愿。可见，儒家对于多样性的强调、对包容性的突显，是立足于其对仁爱的理解的，而不是无原则的包容与多样，这也是我们今天理解文化多样性的应有之义，否则多样就会变成完全无序的杂多，最终使人类历史脱缰。

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形成儒道互补、三教和谐共处的格局，与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流派的哲理特征密不可分。同样，正是在这样的理念的影响下，中华文明始终以开放的胸襟对待外来文化，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也正是秉持着这样的理念，中华民族才能逐渐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各民族和谐相处，共同追求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朱熹《春日》诗云：“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人类文化的春天需要不同的色彩，而参与人类文化的色彩，其基本立场也应当是塑造人类社会的美好春天。儒家对于差异、多样的强调，是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的哲理注脚，也是理解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视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就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华文明的基本哲理是中华文明气象的基础，中华文明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

（作者系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