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轶青同志是不满18岁就入党的“三八”式老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在老家山东担任过县委书记、地委秘书长和宣传部部长，兼管过报纸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北京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又任文化部党组成员兼国家文物局局长。1983年调任六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我早就知道他的大名，但真正认识他并在他领导下工作，是他调到全国政协机关担任领导工作之后，直至2009年他不幸病故。

“你能成名成家，岂不是好事！”

自1985年末至1988年初，人民政协报社更换新的领导班子，由王禹时同志任总编辑，年轻新秀杜亚利、石峭岩任副总编辑，我时任报社编委兼新闻部主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孙轶青同志分管报社工作。

一天，王禹时总编告诉我：“明天下午你抽时间去一趟政协机关，孙轶青副秘书长要找你谈话。”又说，轶青同志是他在中国青年报社工作时的老领导，他性格和作风爽快开明，你有什么话可以放开说，不要有顾虑。

在此之前，我已经听过孙轶青同志对报社领导层和全体人员的讲话，印象最深的是，除了讲怎么齐心协力办好报纸之外，还强调报社要出人才，出名记者、名编辑，等等。

当时的全国政协机关，尽管机构升级，人员增多，除了一栋知名的非办公之用的政协礼堂，所有工作人员仍挤在原顺承王府（即张学良公馆）大院内办公。新成立的人民政协报社和中国文史出版社不得不搬出大院创业，其他部门的机关干部办公室其时仍然拥挤不堪！孙轶青同志是天天在大院上班的若干位部级副部级干部之一，他的办公室至多不超过15平方米。

当我熟门熟路进了他的办公室时，他立即笑盈盈地站起来对我说：“政协真是机关大，办公室小！你是老政协，可能习惯了。我在国家文物局的办公室，可比这大许多，刚来真不习惯，来个人都没法坐。你就拉把椅子过来，同我对谈吧。”他的开场白把我逗笑了，一下子就打心底放松了。

对于这次个别谈话的内容，只能长话短说。孙轶青同志从我的家庭、家乡、学历、经历及爱好问起，着重询问我在全国政协机关工作的情况，包括同哪些老一辈爱国民主人士结交，为他们服务的情况。然后话锋一转：“现在人民政协报社新领导班子组成，你是成员之一，但三位总编副总编都是新政协，你这个老政协在这方面要起引领作用。因为不了解过去，就不能把握现在，更不易展示未来。”我即回答了自己有20余年全国政协机关工作的经历，40多岁才半路出家参加办报，不足之处很多。

他这才转入另一话题，说他不但留意我在本报发表的报道和各类文章，还看过我在其他报刊发表的文章，包括我与他人合作于1980年出版的、有影响力的《李宗仁归来》一书。他借此发挥他在报社讲话的内容，说他办报多年，首先是按党的宗旨全方位办好报纸，把握政治大方向，让读者愉悦地接受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并付诸行动。为达到这个目的，报社必须有一支有能力有水平的队伍，因此他历来提倡报社要出名记者、名编辑！“现在有的人动不动就批判成名成家思想，我历来不苟同！问题是你为何为谁成名成家？你有没有条件成名成家？如果你有真本领、真业绩成名成家，而且是党的事业的组成部分，有何不可？我个人觉得，你具备成为名记者、名编辑的条件。只要你出色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更勤奋，更努力，能出成果并被广大读者认可，你能成名成家，岂不是好事！”

孙轶青同志的一席话打动了我的心！这不仅仅因成名成家的话题历来敏感，很少有人这样实话直说，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我这个科班出身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在上大学之前就深藏成名成家思想，倒不是后来半路出家当记者，而是要发奋努力争当一名作家。尽管从大学时代开始，就时断时续地经历批判成名成家的教育，但内心从来没有放弃这个多年的追求和梦想。真想不到人到中年，遇上机会从机关干部转身成为记者，虽然还没有申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资格，但毕竟我已经写了许多文章，还出版了第一本书，发行量达100多万册，也算得上即将进入名记者之列。听了孙轶青同志的一番真情实意的鼓励，正中下怀，信心满满，更应该奋发努力拼搏一番了。

1984年贵州之行孙轶青赠送给本文作者的墨宝，已保存了30个年头。

1984年贵州之行的一张老照片，中间是孙轶青同志，左边是本文作者汪东林。

小记者住大套间

其实我对孙轶青同志的敬重，并非开始于这次个别谈话。还在此之前的1984年上半年，全国政协组织由2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组成的赴贵州省视察团，由孙轶青同志任团长，有两名副团长，我是唯一一名随团的新闻记者。其他随团工作人员由全国政协机关人事局局长杜文亮带队。刚刚到达贵阳宾馆，杜文亮同志即找我说：“宾馆住房有困难，孙轶青副秘书长找你去解决难题。”我回答说：“您直接告诉我就成，还非要劳团长的大驾？”杜局长说：“不行，他要直接同你谈。”

我们进了团长的套间，孙轶青同志招呼我们俩到里屋坐下，笑嘻嘻地操着山东口音的普通话对我说：“本来贵州省政协给我们视察团准备的住房，政协委员和工作人员都是两人住一个标准间，团长、副团长一人安排一个套间，但情况突变，套间只剩两间，团长一间，两个副团长只有一间套房，让谁住都不合适，别的房间又没有了，我们研究决定，两个副团长一人住一个标准间，他们都乐意，你的标准间（对记者的照顾）让出来，搬到套间来住，好不好？”

我听了不答应：“我不能住套间，不合适，要住让杜局长住！”孙轶青同志一乐，说：“我就知道你不会接受，所以我直接找你谈。这事就是我同杜文亮商定的，他住不合适，你住合适！过去说记者是‘无冕之王’，现在说工作需要，白天晚上都有工作在身，再说房间数量就这些，多一间都没有。你就放心住下吧。”

我无言以答，只好接受安排。自1962年至1984年，我在全国政协机关工作已22年，我跟随全国政协委员和机关领导出差甚多，但住套间却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这次随团采访十余天，先在贵阳，再去外地。由于没有带秘书，考察团里的事情孙轶青同志找杜文亮，因为我住他的隔壁，若干事务性的工作，我这个“临时秘书”就主动做了。

除了视察团的工作他全面负责，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中国诗词和书法的酷爱！他说：“新中国成立后，我的大部分时间是负责办报，这项工作已告一段落。我爱读诗、写诗，也爱书法。中国是诗词之国，源源不断，传承2000年，世界独一份！”他随身携带诗集和文房四宝，几乎每天一有时间就研读诗词，一起念就写诗。他还常常与同行的人探讨中国诗词。

在贵州十多天，他差不多一路走，一路写，凡同行的人和所到之处的主人提出，他都集中时间铺纸挥毫，一写就是若干张。我发现，他还带着贵州省地图和参考资料，在到新地方之前就查看一番，常常在行车过程中构思诗作，届时落笔成章。因为我常在他身边，他曾对我说，任何事情都不能打无准备之仗，写诗词也不例外。当然，写诗是动于情、出于声，不能硬作，但你去一个新地方，必须先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和名胜古迹，先了解一个大概，到了现场才更能即兴发挥，诗词脱口而出。

这次贵州之行，孙轶青同志作诗多首，送别人的墨宝大多是旧作，但就当地名胜古迹所写，却都是新作。因为我一路都不好意思张口向他讨要墨宝，在结束贵州之行前夕，轶青同志主动送我一幅墨宝，保存至今已30个年头了。

“殚精竭虑，积劳成疾”

当时，有好些老前辈如赵朴初、钱昌照、周谷城等都支持成立中国诗词学会的盛举，从上而下的广大诗词作者和爱好者更不必说。但任何事情的办成都需要中坚力量，孙轶青同志就是中国诗词学会成立的倡导者和实干者之一，称得上是实际上的领军人物！他主持制定《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华诗词发展纲要》，推出自己的《开创诗词新纪元》文集、《孙轶青诗词集》等著作作引领，在各项诗词活动中上下沟通，联系各方，在1987年中华诗词学会正式成立后，他支持更资深的人士当会长，依然忘我地以身作则，埋头实干，直至自己接任会长。

超龄后仍受到一致推崇，留任到2009年，87岁的他病倒在推动诗词工作的岗位上。所谓“殚精竭虑，积劳成疾”这8个字，用在孙轶青同志20余年如一日、一心扑在中国诗词传承和发展事业上，真是恰如其分！孙轶青同志在中华诗词学会会长任上，被授予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完全是众望所归！

1985年孙轶青同志找我个别谈话8年之后，即1993年全国政协换届，经组织上推荐又经过协商筛选，我有幸成为新闻出版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已经担任过第六届、第七届新闻出版界全国政协委员，不再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孙轶青同志，仍然留任第八届新闻出版界的全国政协委员，即与我同界同组。

当新闻出版界别的新委员名单公布的时候，至少过半数是新闻出版界的前辈，包括孙轶青同志在内。其时孙轶青同志72岁，已退居二线。我一查资料，委员名单里年过七旬的大有人在。正在报社岗位上忙碌且比前辈小差不多20岁的我，也成了新闻出版界的一员，心中欣喜，又自愧不如。

不几天，我就匆匆赶到红霞公寓看望孙轶青同志，这位自称红霞寓公的老前辈、老领导同我紧紧握手，立即对我表示祝贺：“看见人民日报公布的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了？你与我同在新闻出版界，我已连任第三届了，早该退了。但你是新生力量，才50多岁吧，来日方长，要谦虚谨慎，加倍努力，作出更大业绩！”我回答：“是组织上信任我，我是小字辈，是不够格的！感谢您七八年前就教导我，关心我，鼓励我，我一直铭记在心！”

我们的谈话差不多有个把小时，因为他还约了别的客人，我才告辞。临走前他还对我说：“这下子好了，政协委员一届5年，我们在一起说话的机会更多了。”我答：“那是那是，我一定向您、向这么多的老前辈学习再学习！”

岁月无情，我所敬重的一位贵人，也是我的老领导、老前辈孙轶青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5个年头，我深深地缅怀他，相信他的杰出工作业绩和领导能力，将长久地启示和激励着后人！

（本文作者曾任人民政协报社副总编辑、高级记者，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巡视员；是第八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传记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