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文化中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阐释

根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与考古发现研究“互证”，黄帝时代始于距今5000年左右，而中国的“史圣”司马迁早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第一部“国史”《史记》中，就把距今约5000年的“黄帝”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国君”，也就是说“中华5000年文明史”始于“黄帝时代”。这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得出的结论：“该工程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是一致的。随着中华文明史的发展，“黄帝文化”也在不断丰富。其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成为“结伴同行”的中华文明史一大特色。

黄帝文化的“连续性”主要表现在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与相关考古发现，实证了5000年来“黄帝”作为“中国”的“缔造者”被中国历代“王国”“王朝”等不同形式的国家政体（王国、王朝及国家）所承认，因此“黄帝”实际上是中国的“第一国父”，也就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的“人文始祖”，中国历史由此进入“国家时代”，并从王国时代的“夏商周”到“帝国时代”的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与宋金元明清诸王朝……这就是“中华5000多年不断裂”的国家历史“连续性”。

这种“连续性”一直延续至今，就是因为中华民族随着历史发展所具有的不断“创新性”。尽管中华文明是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但是我们“多民族”是“一家人”，这就是“黄帝文化”之于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思想基础”“政治基础”与“血缘基础”。如，从秦汉时代祭祀黄帝平台的“畤”；到唐玄宗在唐长安城建帝王庙，祭祀五帝及其他帝王；明代又恢复了都城之中置帝王庙祭祀黄帝及历代帝王；清代北京城的帝王庙已经发展为国家宗庙，其包括了对黄帝等五帝与历代王朝帝王的祭祀。上述历代王朝，不论是中华民族的哪一个民族作为国家统治者，他们都将对黄帝的祭祀，作为国家的重大祭祀活动。

就血缘而言，黄帝作为“人文始祖”，他既是“中国国父”又是“中华民族”的“祖宗”。中华文明的国家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共同体”，不是像西方的古代国家的单一民族的“城邦国家”，中国各民族只要有“能力”“条件”与时代及国家需要，都可以成为国家的帝王，而且他们都可以成为“帝王庙”的“成员”，这就是“黄帝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平性”的具体物化载体。

关于黄帝文化，中国百年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共同实证了其久远历史与内涵，尤其是百年中国考古在黄帝故里“大嵩山”地区取得的考古成果，“河洛古国”、登封夏代都邑的“王城岗城址”、新密“新砦城址”与偃师“二里头城址”，“郑州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殷墟”与“洹北商城”遗址等考古发现，其后进入春秋战国时代，以黄河流域中游为核心地区形成的“黄帝文化”，实际上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为后世传承至今，形成中华5000多年不断裂文明史！

中国百年考古发现古代“国家文化”的都城遗址、帝王陵墓、长城、大运河等国家工程及出土简牍、铭文等文字资料，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从不同方面已经佐证了距今5000年前后，在黄帝“故里”已经形成了“文明”（早期“国家”），如近年在郑州地区考古发现的“河洛古国”及上述夏代早中晚的都邑遗址登封“王城岗城址”、新密“新砦城址”与偃师“二里头城址”，以及商代“郑州商城城址”“偃师商城遗址”等夏商都城遗址。在中原地区形成的中华5000多年不断裂文明历史，其中有4200年左右，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军事指挥中心均在黄河流域中游，此即中华文明形成伊始在黄帝故里之地的“三河地区”，《史记·货殖列传》又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这是中华文明形成之初都城选址于“国家之中”的佐证。这种国家都城居中的理念，是中华文明与黄帝文化“包容性”之下的“凝聚力”的表现，这又是国家历史“连续性”与“统一性”的保证。

黄帝文化的弘扬与传承

以“国家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黄帝文化”，几乎与中华5000年文明同时产生，此后4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使“黄帝文化”之中的“黄帝祭祀”成为中华文明与“中国文化”的重要“政治内涵”。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以“黄帝祭祀”为国家重要政治活动，历代赓续，而且越来越受到中国历代政治家的高度重视，“黄帝祭祀”成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重要“保证”。当代我们进行的一年一度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与“黄帝陵祭祀”，就是弘扬与传承“黄帝文化”，它也是与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致的，其当代的共同基础与核心就是“国家认同”。

（作者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黄帝，一个层累的历史巨人；一个几乎无所不能的远古圣王；一个伟大的精神象征。

黄帝形象的大规模历史书写应该始于周秦时代。周秦时代百家争鸣，各家为了抬升自己的影响力，纷纷找远古圣人代言，儒、道、法、墨各持己见争鸣不已，但对远古圣王的尊崇是一致的，《山海经》《周易》《左传》《国语》《世本》《竹书纪年》《庄子》《逸周书》《管子》《商君书》《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古籍中对黄帝事迹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述，从商汤文武往前推，到尧舜禹，直到黄帝、炎帝、颛顼、帝喾、伏羲。不同的文化学派对黄帝有不同的构思和描绘，于是黄帝有了古帝王、祖先神、天神等多重身份。而在此时由于华夏文化自觉意识的觉醒，出于血缘崇拜的需要，迫切需要在追述祖先的过程中树立起一个共祖，随之将诸多事迹加于黄帝，黄帝作为始祖形象也就被凸显出来。

先秦时期的黄帝形象尽管是在“虚构”的环境中生成，但从口头传说到文本书写，黄帝的形象终于被实实在在地勾勒出来，在其塑造、描绘、虚构黄帝的过程中，伴随着对黄帝历史的研究过程，一些关于黄帝最本源的东西也就被挖掘和记录下来，成了后世研究的对象。

到了汉代，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在明知“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中将黄帝从先秦的虚构中“实化”，这使我们在《五帝本纪》中看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古代圣王的形象，生平、功绩被一一披露：“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尽管受汉代文化风尚的影响，黄帝的神化倾向在汉代没有减弱，其作为神、仙的身份也广泛传播，但作为一位远古圣王的形象在历史的视野中被落实下来。

黄帝的“实化”意义巨大，一方面，因为“实化”，黄帝成为一个现实社会普遍认可的圣王被进一步塑造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不论儒家还是道家，还是世俗社会都可以据实而论，不断增加黄帝的“史实”元素，使其在现实世界更为丰满；另一方面，谶纬神学和黄老道学也有了可模拟的主题，使黄帝的神、仙气质也被进一步放大。

唐宋至明清，黄帝的形象进一步世俗化和道教化，作为古代圣王的黄帝进一步被人们认同，其人格形象进一步完美，其群臣形象也被塑造，人文初祖的地位越来越巩固；同时，传统的帝王祖先崇拜也演化成宗教崇拜，在道教的信仰世界，黄帝也成了至高无上的神的存在。

在黄帝形象形成的过程中，黄帝形象是多元的，甚至被神化，这是上古史书写的基本现象——层累现象。所以我们说，黄帝是一个层累的历史巨人。层累中有虚构，也有实证，剥离其神化成分，黄帝作为华夏人文始祖的史实也被无可否认地确定下来。

作为华夏人文始祖，黄帝的功绩几乎涵盖了文明社会前期的所有创造，教民稼穑、制作衣冠、造屋宇、发明舟车、制造生活器物、发明冶金术、发明文字、制定历法、论医、建官立制、制礼作乐、经土设井等等，从现有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来看，如果我们把黄帝生活的时代确定在距今4500年左右，制造生活器物、发明冶金术、发明文字、制定历法、论医、建官立制、制礼作乐还都是有可能的。

距黄帝时代较近的“河南偃师二里头、伊川南寨等遗址均出土了一定数量具有象形文字特征的符号，字形上可与商代金文相互对照。同时，二里头文化发现了成套的陶礼器和青铜礼器，表明该时期正是早期中国礼制趋于完备的阶段。”（袁广阔《二里头文化的文字符号与礼制文明》，《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第100页。）从二里头文化看，黄帝时代文字的出现、制礼作乐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我们认为，人们的衣食用物、制度规范制作的年代可能会更早，但生活在这一时期并使用它们的黄帝对这些器物制度的发明制作的可能性应是成立的，有的可能是发明，有的可能是使用，有的可能是再造和改进，这些现象，在历史寻找到一个书写对象时不可避免地会附会在一起，累加在一个人身上。所以，对于黄帝功绩的认识同样不能单纯归于黄帝个人，这是一个时代的贡献，不过黄帝作为这个时代的杰出代表，他的功绩被合理地——也有不合理地累积与附会了。

对于黄帝的认知不能停留在“发明家”这样的层面，他是一个民族精神符号，在历史的层累过程中，黄帝被赋予了巨大的精神价值，这些价值表现为：1.创新创生精神；2.不畏艰辛精神；3.礼乐秩序精神；4.民本民生精神；5.和合团结精神。这些精神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它们是中华文明绵绵不绝的内在力量，也是中华文明继续前行的精神源泉。

（作者系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帝文化是以历史文献所记载的、考古发现相佐证的、由黄帝以及同时代相关族群共同创造与建构的文化。广而言之，黄帝文化甚至包含了黄帝后裔所创造的历史文化。从这个角度来讲，以黄帝主体为代表的中华姓氏，也是黄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也形成了海内外华人寻根问祖的特殊文化现象。

黄帝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脉

司马迁在《史记》的首篇《五帝本纪》中，以黄帝拉开了中国历史的大幕，还有黄帝的儿子昌意之子颛顼，黄帝儿子玄嚣之子蟜极，蟜极之子帝喾，以及属于黄帝-帝喾族系的帝尧，属于黄帝-颛顼族系的帝舜。这样，在《史记》的首篇中，就架构起了以黄帝为祖根的黄帝族系。黄帝-颛顼族系包括夏、秦，黄帝-帝喾族系包括商、周、汉。少数族群，如荆楚、东越、勾践、匈奴，也都属于黄帝-颛顼族系中的“苗裔”，这样就建构起了以黄帝为根脉的民族共同体。

中国历史上的族群之争，实际上就成为中华民族内部的“兄弟之争”。以黄帝为根脉的族系内部以各种方式的交汇融合，形成了具有文化共同意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黄帝文化所具有的“根脉”特征，成为凝聚中华民族这一庞大群体的重要的代表性符号，也成为中华人文始祖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象征。

黄帝文化是中华姓氏的主体

中华姓氏是中国特有的文化资源。《国语·晋语》记载：“凡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虽然黄帝十二姓没有一定的规律性，其中女字旁的古姓如姬，以及姜、姒等姓似与母系崇拜有关，由姓的“别婚姻”，到氏的“分贵贱”，经过长期的演变，到汉代时姓氏已成为融为一体的称谓。据研究，古今使用过的汉字姓氏有23813个，但当今真正常用的姓氏只有3000多个。中华姓氏的数量总体不算太多，但却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折射与反映。

“黄帝主体”的现象，在中华姓氏中也有较多的体现。古代最具代表性的姓氏文献，以《世本》和《元和姓纂》为代表，前者收录姓氏145个，其中出自黄帝的姓氏占比75.9%，出自炎帝的姓氏占比20.7%，出自东夷的姓氏占比3.4%；后者收录姓氏1714个，出自黄帝的姓氏占比高达86%，出自炎帝者占11%，出自伏羲及其他源头者占3%。在当今以人口数量多少而排序的前100大姓中，出自黄帝的姓氏占86%，出自炎帝的姓氏占13%，出自伏羲的姓氏占1%；在300大姓中，出自黄帝的姓氏占90%，出自炎帝的姓氏占8.1%，其他来源的姓氏占1.9%。中华姓氏大多植根于黄帝，以黄帝为主体是中华姓氏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也是凝聚全球华人的精神纽带和特殊符号。

黄帝文化是凝聚海内外华人的纽带

黄帝是中华人文始祖群体中的代表，河南新郑、灵宝，陕西黄陵，河北涿鹿，山东曲阜，浙江缙云等地，都留下了大量的黄帝遗存，为海内外华夏儿女怀念追思黄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河南新郑是黄帝故里，《史记》《竹书纪年》《帝王世纪》等重要文献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并在地方文献中得到了反复的认同，黄帝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新郑的说法是主流观点。新郑市区有轩辕祠和“轩辕故里碑”，“黄帝见大隗于具茨”的具茨山，还有风后顶、洪堤、轩辕避暑洞、饮马泉、黄帝口等与黄帝相关的大量史迹传说，均在新郑。尤其是具茨山岩画的发现，不但为中原岩画树立了标杆，也为研究黄帝文化开辟了新领域、打开了新思路，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新郑裴李岗遗址、唐户遗址，郑州西山遗址、大河村遗址的考古发现，为研究黄帝时代和前黄帝时代的历史，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受到了学界的关注。正是因为如此，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古都学会、中国先秦史学会等国内权威学术机构，先后在新郑举办了黄帝文化的研讨会，对新郑黄帝故里的学术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新郑民间长期有“三月三，拜轩辕”的文化传统，上世纪90年代新郑市连续举办了炎黄文化节。2000年，河南省旅游局在新郑举办了“中华民族子孙龙禧千年黄帝故里寻根拜祖大典”，海外华人专门组成了18个拜祖团，参加相关的活动。新世纪之初，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郑州市政府等先后主办了每年的拜祖大典。2006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正式升格为省级主办，成为祭拜中华人文始祖的重大文化活动，海外华人和港澳台同胞代表踊跃参加，追思黄帝的丰功伟绩。

河南是姓氏根亲文化大省，前100大姓中有78个姓氏的源头和部分源头在河南。从1981年开始，海外华侨华人与港澳台同胞主动到“老家河南”寻根拜祖，他们组团到河南不仅要参加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还要到自己姓氏的祖地寻根拜祖，甚至投资兴业，可以说，“老家河南”“根在中原”已成为河南重要的文化名片。河南已成为全球华人的心灵故乡和精神家园，黄帝文化已成为连接全球华人的精神纽带。

（作者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成功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持续展开，引领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走进新时代。

这里，我们根据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生产本身有两种，即人类的社会生产和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的社会制度，受到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生产率愈不发展，单位劳动产品的数量、社会的财富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

我们认为，距今一万年前后，伴随着农业革命的出现，人类自身生产由族内婚向族外婚过渡，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形成，而国家只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后到了工业革命，以及后工业革命，包括早些时候的前农业革命在内，大体上构成了人类文明历史的四个不同发展时期。

具体来说，其中前5000年，可以作为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从公元前80世纪到公元前30世纪，约略处于中华文明的奠基阶段，相当于三皇时期；相对而言，后5000年之中的前3000年，可以作为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从公元前30世纪到公元前221年，约略处于中华文明的开创阶段，相当于五帝时代、夏商周三代包括春秋战国在内；而后的2000年，可以作为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11年，约略处于中华文明的发展阶段，相当于秦汉至辛亥革命；余者100多年，可以作为第四个阶段，也就是从公元1911年至今，约略处于中华文明的转折阶段。

显然，我们探讨黄帝或者说黄帝文化所反映的社会，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也就是中华文明的开创阶段。换言之，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早期国家阶段，从公元前30世纪到公元前221年，即从五帝时代到三王时代，前后约有3000年的历史。其间的五帝时代是三王时代的前奏，三王时代是五帝时代的发展，若作具体的划分，我们似乎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黄帝、颛顼、帝喾时期，处于中国早期国家的发轫期；

第二个时期：尧、舜时期，处于中国早期国家的发展期；

第三个时期：夏商周三代时期，处于中国早期国家的鼎盛期；

第四个时期：春秋时期，处于中国早期国家的衰落期；

第五个时期：战国时期，处于中国早期国家的转变期；

当年，孔子“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尚书》独载尧以来，司马迁著《史记》，则以《五帝本纪》为书首，历经黄帝、颛顼、帝喾、唐尧和虞舜五帝，由于他们的取舍不同，往往导致我们的不同理解和认识。其实，诚如太史公司马迁所言：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我们从中不难发现，司马迁正是秉承孔子的历史观，足迹遍及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得出“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并且，细观《春秋》《国语》之书，阐发《五帝德》《帝系姓》之章，得出“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所以，孔子“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尚书》以《尧典》为开篇，司马迁著《史记·五帝本纪》，《五帝本纪》则以《黄帝本纪》为首章，它们本是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标志着中国早期国家的发轫和发展两个不同历史阶段。

我们探讨唐尧文化内涵，不妨翻开《尚书·尧典》篇，按照《书序》的说法，“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它主要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制定历法，“敬授人时”；第二个方面，选贤任能，“将逊于位”。我们似乎可以这样分析，制定历法，“敬授人时”，可谓人类社会生产方面；选贤任能，“将逊于位”，可谓人类自身生产方面，两种生产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完全可以反映唐尧文化的内涵。

我们探讨黄帝文化内涵，不妨翻开《国语·鲁语上》篇，其云：“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礼记·祭法》篇又引作“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孔颖达在注疏时认为“公刘在豳，教民使上下有章，财用不乏，故引黄帝之事，以言之。”即“明民者，谓垂衣裳，便贵贱分明，得其所也；共财者，谓山泽不障，教民取百物以自赡也迺”，这当是“诗人歌乐思其德”之“德”的缘故。

由此看来，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明民”与“共财”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明民”应属于政治方面的变革，“共财”应属于经济方面的变革，政治方面的变革为经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同时，经济方面的变革又为政治的进步奠定了基础，所以，政治方面的变革与经济方面的变革交互作用，催生了新兴的国家政权，从而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文明发展模式，开创了中华文明的新纪元。

新郑地处中华文明腹心地带，作为黄帝故都，先秦以来文献多有记载，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再迁之有熊”，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近年具茨山岩画的重大发现，距今3000年到8000年，诚如李学勤先生所说，我们可以看到具茨山的岩画，以及在裴李岗文化里面看到的公元前6000多年的刻画符号，这个和中国文明的起源有重大关系。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昭示着中华文明“初曙”。

（作者系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