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时尽管已是20世纪90年代，但在洛阳乡间，能够接触到的书依然有限。所幸家里亲戚有“读过书的人”。印象最深的记忆便是每年暑假时节到外婆家，钻进屋角旧式橱柜的下层，打着手电筒从里面翻出一摞摞的旧书。感兴趣的装进书包带回自己家里，看不懂的重新塞回去，等到看完的时候再从里面翻找其他勉强可读的书。

从最初的《西游记》等连环画，到后来的小说，最后实在无书可读的时候甚至读过竖排的旧书《三国演义》。小学毕业前，那个橱柜下层的图书，几乎都被我以“蚂蚁搬家”式的手段全部用书包偷偷背回了自己家。

那个时期，我家俨然成了村里的图书馆，每当我带新的书回来，大家便围坐一起伸着脖子看，再之后得寸进尺地要求借阅，然而大多有借无还。很遗憾，满满的一柜子书现在留存下来的所剩无几。但那些书却潜移默化间开启了我的读书之路，为乡村少年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高中时期住校，第一次享受到自己支配金钱的滋味。我总能从每个月有限的生活费中结余出购书的费用。每周日下午学校开放的时间，出学校，穿过马路，对面那个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长的缓坡是我高中三年对县城印象最深刻的记忆。

路边有彼时县城仅有的两个书店，无数个周末都在那个书店中度过，总是去看书而不买书，心里不安，买太多书生活费又不允许。间或遇到极其喜欢的书，也会下狠心购买一两本，期间购买的《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尘埃落定》等几本书珍存至今。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书籍，尽管正逢高考不分文理科的时期，我在填报大学志愿时依然选择了中文系。新生入学第一课上，系主任陈伟琳老师对我们说：“寒假回家，家长问你们，中文系学什么，你们就回答说‘看小说’。”同学们在讲台下哄堂大笑。尽管后来发现老师所言非实，还要学习、考试《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等语言类课程，但同学们心里已经种下了文学的种子。大学几年，学院内有多位师兄、同学创作的长篇小说、诗集接连出版，甚至被誉为“小作家群”。我彼时已将新闻作为未来的职业，大学毕业前采写的一些作品也在中央、省级媒体刊发，不知天高地厚颇有几分骄傲。

真正的读书，是从大学毕业后开始的。2006年春天，我从河南小城来到北京，工作地点在清华校内，周末及晚间便以五道口为圆心了解北京这座城市。蓝旗营的万圣书园、五道口的光合作用以及北大校内、中关村附近的几个书店，都是那段时间我经常去的地方。做了记者后，随着工作及生活半径逐渐延展，三联生活书店、涵芬楼等书店也觉得不再遥远。到其他城市出差，也总要抽空逛逛当地的地标书店。几年间，一些书店关张，又有一些地标书店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诞生。期间想起某个地方，总是以附近的书店作为地标在地图上寻找。

到学校工作后，有了稳定的住所，终于可以“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般肆无忌惮地大规模囤书，逐渐在客厅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一面书墙。

每个夜晚，关掉客厅大灯，开启书架前的暖色落地灯，这里便是独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间，轻翻着书页，享受着这份平静和安宁，感到无比满足和幸福。一段时间，我开设了自己的读书公众号，在发刊词中这样写道：“从‘慢书慢读’开始，重新琢磨和品味生活，‘慢慢地喝一杯水，而后专注、安静地聆听自己内心蓄水的声音’。”

4年前，赴贵州省晴隆县挂职扶贫。在逐家逐户走访过程中，看尽大山里孩子的酸辣苦楚——哥哥、姐姐放学后先要洗衣、做饭，照顾弟弟妹妹；几名失去父母的孤儿，放学后只能在暗淡的灯光下，就着一高一矮两个塑料凳子写作业……很多乡亲们也迫切希望孩子们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他们跟我说：“我们不识字，不能让孩子不读书”“我们苦一点，希望孩子们能到大城市去读书”……

而后两年间多方奔走呼号，从全国各地募集适合孩子们阅读的图书近两万册，由中国光彩基金会、上海星舍公益基金会、上海中梁控股集团支持20万元，终于在2021年4月世界读书日前夕，建成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首个专为儿童而建的图书馆。著名作家刘震云先生在为孩子们专门录制的视频寄语中说：“三宝儿童图书馆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它使大山的孩子和书有了切身的联系。三宝儿童图书馆会使更多的山里的孩子好读书、读好书。好书里面都藏着有见识的话，有见识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自贵州返回学校工作后，正值马来西亚华文教师研习班在线举办。意外的是尽管尚无法来到中国，但远在海外教授中文的老师们竟然对北京的书店甚感兴趣。我将自己到北京后的阅读经历以《遇见书店，遇见不一样的北京》作了分享，期间也翻阅了《如果没有书店：中国书迷打卡计划》《遇见一家书店》《北京书店印象》等图书。诚如书中所言，城市中最美的风景是书店。书店，不仅承载着我们的阅读记忆，还潜移默化改变甚至塑造一座城市的气质。这种气质，会成为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最有味道的部分。

现在想来，对于像我初到北京时一样的年轻人而言，书店应该是对他们最丰富的滋养和最大的容身之所。而年轻人，正是一座城市和一个国家的未来。

（作者单位：北京华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