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  陈振东（香港）

    九月份香港发生的头等大事，我认为就是由特区政府组织的“‘十一五’与香港发展”经济高峰会，行政长官曾荫权邀请了三十三位来自工商界、专业界、劳工界和学术界的人士，以专家成员身份出席会议，就香港应如何响应“十一五”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作出讨论，并提出策略性建议。
    诚如特首所言，这是特区政府首次有系统地、深入审视香港在国家“十一五”规划下的机遇和挑战，是一个务实的开始。他并指出，香港的定位问题已不能再问“What”，而是要研究“How”，即特区如何在国家规划下巩固和进一步提升国际金融、贸易及物流中心的地位。这种鲜明、积极的取态和部署，为特区成立九年来所未见，值得高度肯定。
 “十一五”规划是整个中国，也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在未来五年中发展的蓝图，香港若能抓住这一机遇，不但可巩固和提升本港国际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的地位，而且有助于解决包括经济转型、人才结构提升、建设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深层次的社会和经济难题，更可令香港为国家作出更多独特的贡献。可是香港研究协会最近进行的电话访问，却发现在一千名市民中，有六成根本不知道十一五规划是什幺。而另一项民调的结果，更显示超过八成的市民，承认自己对“十一五”规划，全无认识！
    与此同时，许多香港人却对香港传统优势迅速弱化的现实，缺乏危机感。早在今年四月，笔者就在本专栏中，提出过“边缘化的讨论令香港清醒”的观点。数月过后，从贸易方面看，与今年首季相比，本港商品出口在第二季只增长6.4%，放缓过半。如果内地出口越来越少经过香港转口，香港的贸易中介危机就会提前到来。
    当然，认清危机，找出解决方法要有一个过程，但政府无疑可以推动和加快这一过程，高峰会议的召开，正是促进港人认识十一五规划的一种形式。而香港政府及广大市民，如果能通过这次广泛的讨论，能够就积极配合十一五规划，加强香港和内地经济合作方面达致更多的共识，就已是难能可贵的成果。
    香港常被指为自由经济的模范，一向采取所谓的“积极不干预政策”，但事实上香港从来没有真正执行过完全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香港的免费公营医疗、福利制度、劳工保障、高地价政策，甚至以行政手段对抗金融风暴，都有着政府明显的干预。在周边地区快速发展的形势下，香港当然有需要趋利避害，对自己的产业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香港各行业中最具优势的金融业为例，跟其它国际金融中心相比，香港面积如此之小，本地经济规模如此有限，却在许多方面创造出举世瞩目的成就。香港银行体系的总资产、股市的总市值、以及近年来的集资金额等等，都名列世界前茅。然而，若以金融业的直接经济贡献及就业人数作比较，则香港只是同区内的新加坡和东京不相上下，却与伦敦和纽约有极大差距：香港金融服务业所创造的增值额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12.2%，无法与伦敦和纽约的16.5%和26.8%相提并论，金融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仅5.3%，也远低于伦敦的19.5%和纽约的9.0%。有论者认为，香港在金融中心的拼图上，欠缺具有深度和广度的风险管理金融工具市场，而这最终会限制资本市场的融资规模和效率。是耶非耶，当然还有待香港政府和金融界人士，作出深入的探讨。而政府在这方面，自也不能满足于袖手旁观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