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林荣

    民国时期盛行作家开书局，比如鲁迅的三闲书屋、李小峰的北新书局、郭沫若的群益出版社、邵洵美的金屋书局、张资平的乐群书店、陶亢德的人间书屋、许杰的东方书店、曾朴父子的真美善书局、陈望道的大江书铺等，可以称作蔚为大观，是民国文化阵地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民国著名“性学博士”张竞生也开办过一个书局，叫“美的书店”，但其命运却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张竞生原名张江流，因受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改名竞生。曾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文学院学士和里昂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被蔡元培聘为北大哲学系教授，主要教授伦理学、风俗学等。1923年，张竞生提出著名的四项“爱情定则”，即爱情是有条件的、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是可以变迁的、夫妻为朋友之一种，引起了一场论战，先后有36篇文章激情参与，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蔚为壮观的一幕。张竞生在北大首开性学课，又在《京报副刊》发表《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办法——代“优种社”同人启事》，公开进行性意识、性经验调查，均让时人侧目。1926年，张氏主编的《性史》第一辑由光华书局正式出版，一时间举国哗然，张竞生名声大噪。一方面，购买《性史》的读者趋之若鹜，据林语堂说，买书的卖书的忙成一团，警察要用水管子冲散人群。与此同时，有利可图的书局纷纷跟进，《性史》第一辑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一印再印，盗用张竞生之名出版的各类驳杂的《性史》更是一哄而起。另一方面，舆论大肆抨击《性史》，张竞生被讽刺、批评和谩骂者冠以“性学博士”的“尊号”，《性史》的阅读也受到百般阻挠，如张伯苓执掌的南开学校规定，凡阅读《性史》者一律给予记大过以上处分，直至斥退。张竞生一再声称:“这部《性史》断断不是淫书，断断是科学与艺术的书。”但偌大的中国，似乎只有周作人公开表示了支持:“假如我的子女在看这些书，我恐怕也要干涉，不过我只想替他们指出这些书中的缺点或错谬，引导他们去读更精确的关于性知识的书籍，未必失色发抖，一把夺去淫书，再加几个暴栗在头上。”
　　张竞生深感在中国传播性科学与艺术之不易，遂决定开办书店，从游击战进入阵地战，以开民智、新民德。1927年5月，张竞生开办的书店在上海四马路510号正式开张，取名“美的书店”，由出资最多的潮州老乡谢蕴如任经理，负责经营管理；张竞生任总编辑，聘请彭兆良等人为兼任编辑，负责选题策划与编辑出版。老上海四马路是海派文化的滥觞之所，中国近代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墨海书馆、中国近代历史最久的中文报纸《申报》均出自这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局等门面较大的出版机构亦在此处攻城略地，一条共1400余米的马路上，居然有大小书报馆100余家。美的书店要想在强手如林的竞争环境中求得生存发展的空间，必须动一番脑筋。张竞生决定依托新文化社，走出一条有特色的发展之路。
　　美的书店把出版重点放在了性育和美育书籍上，先后出版了三套系列丛书。第一套是书店赖以起家的“性育小丛书”。由彭兆良牵头，组织翻译霭理士六大卷的性心理学著作，每月译出10万字，一年内完成全书的翻译，作为美的书店的主打产品投放市场，这是张竞生致力于以出版事业推动性教育普及的主要动作，为此，他亲自撰写广告词:“读过本丛书一遍，胜读其余一切性书。因其内容广博，见解超绝，著者霭理士氏曾费了三十年的工夫在搜集其材料。其他诸性学书比之，譬如众星之拱北辰，争引以为性学界之灵光。”这套丛书共有23种(其中张竞生著作两本)，均为小道林纸精印，封面上都大胆地印有从巴黎公开出版物上取来的艺术裸体女像。采用平装本，每册实价二角，买满十册以上者可获赠锦匣一只，并有一定折扣。因定价低廉，因而购者踊跃，非常畅销。第二套丛书是普通文艺类，包括美学、宗教、文艺、批评以及小品杂记等项。首批付印的书目，有张竞生著第五版《美的人生观》、第三版《美的社会组织法》，以及法国左拉著《实验小说论》等。第三套为浪漫派文学丛书，包括张竞生编《浪漫派主义》、法国卢梭著《忏悔录》、小仲马著《茶花女》等。三套丛书的出版与经营使美的书店风格独具，名声大振。
　　美的书店在经营手段上颇引人注目。书店向社会各界发出征稿启事:“本书店自负要从丑的、无情的、禽兽交的中国社会里打出一条美的、热情的、有艺术性的性教育大道路来。凡有关于新文化及情感性的译著，本书店极愿代为出版流通。所有版税当比别处书店高:约从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五为率。并于投稿时就可先支些数目，以后每月底就能清算，就将应得版税尽数拨交版权人，一洗时下书贾侵剥著书人利益的弊端。”这一广告对译著者无疑颇具吸引力，美的书店借此占据了稿源市场的先机。特别令上海书界大跌眼镜的是，美的书店全部雇用年轻漂亮的女店员接待顾客，此举在上海滩，也在全中国均属首次。这是张竞生关于妇女“当勉力谋得一件职业以养生”主张的实践。不难想象，一家以编印销售“性书”为特色的书店，别出心裁地使用着年轻漂亮的女店员，无疑会具有轰动效应。张竞生本人对此也非常得意，据他后来回忆:“左近那些大书店如中华、商务等，若是与我们这间美的书店的门市一比，还是输却一筹。”当然，同时代的人对张竞生的讽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曾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讲解过性知识、思想开放如鲁迅者，也说“最露骨的是张竞生博士所开的美的书店，曾经对面呆站着两个年轻脸白的女店员，买主可以问她‘《第三种水》出了没有？’等类，一举两得，有玉有书。”鲁迅尚且如此，其时上海滩对张竞生和美的书店的抑揄、挖苦、讽刺与排挤就可想而知了。
　　美的书店并非世人眼中的诲淫诲盗之所，它还是有一定的文化抱负与担当，除了普及性学与美学外，该书店还提出了庞大的翻译计划。张竞生拟投入十万元资本，以数年时间，组织翻译出版二三千本世界名著，他雄心勃勃地动员:“诸先生为文化计，为利益计，幸勿漠视下头所拟的计划。若能努力使其实现，而使我国于数年之内无论何种学问皆有完善与系统的译籍，则不久我国思想界定能起极大的变动，于各方面和文学、科学、哲学、实业等，必能放出极大的光彩。这种关系于我国文化的前途，更非区区的利息所能计较了。”张竞生列举的译书计划，是迄今为止中国出版界最大规模的译书计划。据资料载，1928年，商务、中华、世界三家主要出版社的出版物总和是1569册，而全国一年的出版总量仅有2414册。当年胡适接到北大学生聂思敬带来的张竞生译书公开信后，也情不自禁地感叹道:“竞生也有大规模的译书计划。此意甚值得研究，不可以人废言。”也许是受了张竞生这个同行的启发，一年后的1929年，商务印书馆才在王云五的主持下，开始编辑“万有文库”，但汉译世界名著只在其中占据了一小部分，无法与张竞生自成系统的庞大译书计划相比。
　　为了实现自己前无古人的译书计划，张竞生开始扩股，以一次入股美的书店股本1000元以上者为限。同时，征求外埠合作机关，计划在汉口、广州、天津等地设置美的书店分店，扩大美的书店在全国的业务。但就在他雄心勃勃地准备在出版界大展宏图的时候，美的书店却受到上海书商控告，控告者称张竞生的《第三种水》为淫书，又说他专事淫秽宣传出版，从中渔利，美的书店由此遭受到上海临时法院的多次处罚，上海邮局也封杀了美的书店的邮寄业务，以致国内及南洋、美国等处代理的书店所欠款项无法寄来，门市部难以维持日常开支，走投无路的美的书店只好于1928年下半年关门，张竞生“美的哲学”的实践随之破灭。
　　张竞生在现代文化史上的尴尬位置正如美的书店在上海书界的尴尬位置一样，都不能容于那个时代。有意味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鲁迅全集》在注释张竞生时说:“1926年起在上海编辑《新文化》月刊，1927年开设美的书店，宣传色情文化”。这样一条权威注释，显示了张竞生在特定时代的命运基调。但张竞生结束了自古以来“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局面，同时以美的书店展示其文化抱负与担当，对一个时代的文明进程无论如何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