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安

　　钱穆，生于1895年，逝世于1990年。他是一位文雅学者，有人称他为最后的“士大夫”。
　　他以自己的学问和教学质量，成为中国第一流的大学教授，先后在燕京、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等中国最好的大学任教，同时著书立说，影响教育了无数的学子。
　　钱穆80岁时，撰忆双亲一文。83岁到84岁，撰《师友杂忆》。此二文合为一书，名叫《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钱穆撰写《师友杂忆》时，“双目已不能见字，信笔所至，写成一字即不自睹”。这样的状况下，此书写了约有18万字，下笔简练，文笔生动，而思想之活泼深刻，言行之大家风范，尤其能启发世人。笔者前几年曾粗读此书，近日来虽处于极繁忙状态，但每日在前往工作单位乘地铁的途中阅读，边读边想，句句不肯轻易略过，于是觉得大有益，甚至于极疲劳的时候而得一种力量，在极喧嚣的场所得一种清静。前辈学人风范，足令人称慕不已。
　　钱穆生命中的最后时光尤其值得称道，撰完《师友杂忆》后，又在双目失明的状态下，以84岁到92岁的八年光阴，撰成《晚学盲言》70万字的巨作，令人不胜景仰。先生在序言中这样介绍:
　　八十三四岁，双目忽病，不能见字，不能读书，不能阅报，唯赖早晚听电视新闻，略知世局。又以不能辨认人之面貌，畴人广座，酬应为难，遂谢绝人事，长日杜门。幸尚能握笔写字，偶有思索，随兴抒写。一则不能引据古典书文，二则写下一字即不识上一字，遇有误笔，不能改正。每撰一文，或嘱内人搜寻旧籍，引述成语。稿成，则由内人诵读，余从旁听，逐字逐句加以增修。如是乃获定稿。费日费时。大率初下笔，一小时得千字已甚多。及改定，一小时改千字亦不易。内人为此稿所费精力亦几相等。余九十一生辰屡犯病，大惧此稿不得终讫。内人告余，未读稿已无多，心乃大定。直迄于余九十二岁生辰后又百日，而全书稿乃定。
　　以上文字，足见钱穆将学问与人生紧密融合，岂是徒求功名者可比。
　　此书分三大部，一为“宇宙天地自然之部”，二为“政治社会人文之部”，三为“德性行为修养之部”，包罗万象，可浅可深，对世人有大益处！
　　钱穆一生中最后一篇文章《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深受学界名师季羡林推崇，当中有如下一段:
　　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彻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
　　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从来世界人类最初碰到的困难问题，便是有关天的问题。我曾读过几本西方欧洲古人所讲有关“天”的学术性的书，真不知从何讲起。西方人喜欢把“天”与“人”离开分别来讲。换句话说，他们是离开了人来讲天。这一观念的发展，在今天，科学愈发达，愈易现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
　　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和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处，便在能把他们两者和合为一。离开了人，又何处来证明有天。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一切人文演进都顺从天道来。违背了天命，则无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为一，这一观念，中国古人早有认识。我以为“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
　　西方人常把“天命”与“人生”划分为二，他们认为人生之外别有天命，显然是把“天命”与“人生”分作两个层次、两个场面来讲。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与“人生”分别各有所归。此一观念影响所及，则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两截分开，便各失却其本义。决不如古代中国人之“天人合一”论，能得宇宙人生会通合一之真相。
　　所以西方文化显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来作他们讨论人生的前提。而中国文化，既认为“天命”与“人生”同归一贯，并不再有分别，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国思想中，“天”“人”两者间，并无“隐”“现”分别。除却“人生”，你又何处来讲“天命”。这种观念，除中国古人外，亦为全世界其他人类所少有。
　　钱穆是立足于中国文化而对世界文化有杰出贡献的大学问家。季羡林一再称扬钱穆:“对国学研究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他涉猎方面极广，但以中国古代思想史为轴心，因此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在他那些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著述中，很多地方都谈到了‘天人合一’”，“一个像钱宾四(即钱穆)先生这样的国学大师，在漫长的生命中，对这个命题最后达到的认识，实在是值得我们非常重视的。”
　　(季羡林:《“天人合一”新解》，出自《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