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惠

　　我出生在1953年冬天，这一年早些时候，全家从汉口搬到北京，因为爸爸从中南局宣传部调到了中宣部。
　　我小的时候，家里人很多，除了爸爸妈妈，还有奶奶、姑姑和婆婆(我姨姥姥)……我们住在黄图岗六号的东跨院里，有一排南房和东厢房。有石榴树和鹦鹉，还有钢琴和许多客人。
　　爸爸总是很忙，那些年是他的创作高峰期，他白天工作，夜里写作，好像难得有时间陪我们玩。我六岁上实验小学开始学英语，记得有一次爸爸让我背英语单词，我背不出来，就吓哭了。还记得有一次，因为哥哥淘气，吃饭时爸爸把筷子啪地往饭桌上一拍，所有的人都停住了咀嚼，谁也不敢吭气，看着他怒吼了几句，用巴掌向哥哥的脸上扇了一耳光，哥哥倔强地不认错，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也不掉下来。
　　这让我知道爸爸是会发很大火的，但我从不记得他对我发过威。我记得他特别喜欢听我笑，倒在床上嘎嘎地大笑，笑得喘不过气来。那时爸爸妈妈很爱照相，我们小时候的相片差不多都是他们照的，从不摆姿势，照出哥哥曾经是个瘦鸡腿的光头，姐姐从小就“臭美”，我呢，常常是撅着嘴不合作。相片也都是爸爸在家里的小暗室里冲洗出来的。
　　我们兄妹三个后来有一段时间都在景山学校上学，直到“文革”开始，打倒所有的当权派。对当权派和反动权威的冲击轮到我们家是比较晚的。我记得在一个大清早全家人拿了糨糊桶和大刷子，到胡同里刷造反派送来的大标语:揪出周扬的文艺黑干将郭小川！
　　不久，好像是在突然间，我们家就只剩下我和爸爸两人。现在看来，哥哥在头几年就作为“支边”青年去了北大荒；姑姑好像是嫁了人；奶奶在1965年冬因病去世；婆婆被怀疑是“地主婆”，在1966年被赶回四川老家，回去后就哮喘病、心脏病发作，悲愤而亡；妈妈作为光明日报社的“三反分子”，早就有问题的“死老虎”，住在单位劳动改造擦厕所；姐姐和同学到南方几省去串联，家里确实就只剩下了12岁的我和在人民日报社扫街并在中国作协受批判的爸爸。爸爸教我饭菜一锅蒸:把白菜切了，放上几片肉，倒点儿酱油，锅里下层蒸菜，上层蒸饭。可我却在楼下和小朋友们跳皮筋忘了时间，把锅整个烧黑了，记得爸爸那时只是叹口气，就进里屋去了。
　　到了我和姐姐要去内蒙古插队的时候，我记得那天他坐在沙发上，姐姐把消息告诉他，他平淡地说:内蒙古大草原，好呵，很美呵……
　　1968年12月，爸妈从东城区煤渣胡同的半个单元两间房(此前已交出两间房)被赶至东总布胡同21号院的一间阴暗的平房。我记得我从农村回到北京，帮我爸把七八个书架的书挑选了再挑选，用一个小车推得满满的去卖废品，路上有一个年轻人要一本，我爸赶紧抽出来送给了他。再次回家探亲时，家已搬到友谊医院对面的人民日报宿舍，仍是半个单元的两间房，但房已大了许多，可以住下回家的四口人了；爸爸是1970年夏天在干校被“解放”的，他激动地写信给我们每一个人，可是我却并不太明白“解放前、后”有什么区别。这时他拉着我们去吃他最爱吃的涮羊肉，还说这一个月假期里要好好给我们讲讲四大名著和样板戏。他的桌上这时总有烟盒稿纸。晚上在灯下，他背对着我们长思不止，一手执笔，一手举烟，写的不知是信还是诗。
　　1971年春天我和姐姐转到河南林县农村插队。1972年4月，我请假十天到武昌看爸爸，他从咸宁干校到这里治牙，我第一次心疼地发现爸爸老了，他忽然长满了皱纹，放慢了脚步，变成一个亲切而病弱的老人。他在我的小本里抄上他写的五言诗:
　　春来风更暖，心壮步难行。长吟成久痼，黑线染洁容。
　　日边云有色，窗下笔无声。当年越溪女，何不采芙蓉？
　　父亲在世的最后一年是1976年。我在农村劳动了近七年之后，这时已作为工农兵学员，在新乡师范学院外语系上学。1976年中屡屡回林县看望父亲。
　　1976年元旦那几天我们在林县县委第四招待所相聚，这是这一年里数次见面中最高兴的一次，家里人有我，有在几里地外当生产队长的姐姐郭岭梅，有从北大荒来探亲的哥哥郭小林，还有我们的两三个知青好友，来写电影剧本的北影编辑李保元和赵绍义，爸爸大谈毛主席如何让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如何说邓“绵里藏针，柔中蕴刚”，是“人才难得”……在四所的院里，一位记者给我们照了几张相，留下了父亲衰老却明朗的面容。
　　不几天后，周总理逝世，我在学校里和老师同学们一起流了不少眼泪，爸爸在林县写了十几天的悼诗，又在县里印了很多份铅印稿，寄给邓颖超和一些朋友。
　　2月5日，我在安阳见到父亲，这时他刚刚得知邓小平下台的消息，心情沉重。我告诉他，在北京的好几个朋友嘱咐你别再寄悼诗了，不是时候，不要写，更不能传播！这不是自找麻烦嘛？他看着我，坚持说，这是我的声音，在这么大的事情面前，我不能不说话，我要说出我的声音。
　　我无言以对，只好沉默地看着他，他也沉默着，吸着烟，许久无话。过了好一会儿，他对我说，如果我被打成反革命，也好，我们一家就都在农村待下去吧。
　　3月初，他就病倒了，我从学校请假到林县照顾他，我那时的日记上写着:他“高血压，脑血管硬化，走路跌跌撞撞”，“恍惚，恶心”，到21日他住进县医院前，我一直陪伴他，扶他上厕所，给他打饭倒水，听他躺在床上，长长地给我讲他过去的故事。
　　他讲他在北平上学时的忧思，说他那时就开始夜里睡不着觉；他想写一个比《青春之歌》还好的小说，因为他有不同常人的经历；他讲他的好友被日本飞机炸死后他决心“报仇”；他说到他到三五九旅后特别佩服王胡子，甚至学他的样子拍桌子大吼，由此性格变得粗犷起来，摆脱了书生的文弱；他说他要写一个电影写王震，让崔嵬来演，他说崔嵬是他最喜欢的演员，他说他要写红旗渠，已经写好了一些句子:“平原没有这样的山，山区没有这样的水……北国没有这样秀丽，江南没有这样雄伟。”他描写太行山“像一群青筋暴露的老汉”，他给我讲写静要写动，用动来反衬，他已经想好了开头，在风中的一间小屋里，油灯跳动着火苗，一位母亲静静地坐着，也许是在缝鞋，但她内心起伏——她就要送孩子出远门……我不知他是要去崖下挑水，还是上山去修渠。反正他很看好这个作品，他说一定能写好，真想身体好了快下去，去村里住，干点儿轻活，和老乡们聊聊天，他没说他还要写红旗渠的报告文学，也许因为那是容易的事儿，需要的只是去采访，收集素材，而诗句总得在心里久久地酝酿。
　　后来我又去过几次林县，爸爸在医院二层的一间屋里住着，屋里一张病床，地下一个煤油炉，桌子上乱七八糟地堆着药瓶、纸笔、烟头烟灰。他的房间旁边住着县委副书记老马，那边总是看望的人不断，家里的人也天天来送饭送菜，爸爸远离所有的朋友，姐姐在生产队里忙得两脚不沾地，很难得来待一会儿……这个时期，他的衣服总是皱皱巴巴的，照的相片上，不是缺个扣子，就是一个裤腿高，一个裤腿低，他再也不注意自己的形象了。
　　“十一”学校里有两天假，我又到林县。我发现这一段他话少多了，不太显忧郁和痛苦，也不再絮叨。他好像在等待什么，他比原来瘦了，但却多了些精神。他的身体居然好了起来，和我们一起爬上了县城边的龙头山。
　　这次我因为陪着一个同学，没有接受爸爸的要求和他“谈谈”，没想到这就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
　　(为纪念诗人郭小川诞辰90周年，作家出版社近期出版了《一个人和一个时代:郭小川纪念文集》和《一个人和一个时代:郭小川画传》两本书，本文取自《一个人和一个时代:郭小川纪念文集》，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