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继增

　　1937年1月，毛泽东为解决延安干部学习中国历史的需要，曾致电在西安的李克农，“请购整套中国历史演义两部”。1941年1月毛泽东给正在苏联上学的儿子岸英和岸青寄了一批书，随信的书单中有“《清史演义》两册”。建国后，在毛泽东案头依然放有一套常备书《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这套书的作者，便是蔡东藩。
　　蔡东藩，字椿寿，号东藩，清光绪三年(1877年)农历六月十三日出生于浙江省山阴县(今萧山县)临浦镇牛场头一个店员家庭。他自幼聪颖好学，嗜读《通鉴》等史书，做诗填词一挥而就，有“神童”之称。富家子弟曾请他“伴读”。蔡东藩14岁中秀才，32岁中举人。后进京朝考，名列优贡(由地方入国子监的生员)，并朝见宣统皇帝“廷试”。1911年分发福建候补知县。但因不满官场恶习，月余即托病回乡。
　　蔡东藩决心跳出仕途圈子。同窗好友邵希雍很是佩服，称赞他是“危崖勒马，智士也。”
　　邵希雍是上海一小报主笔，曾著《高等小学论说文范》。邵拟续著《中等论说文范》，但罹病不支，就请蔡东藩编撰。此时适逢辛亥革命爆发，蔡东藩欢欣鼓舞，著文尽情歌颂，他将“革奴隶性，发挥新道德、新政治、新社会之精神”作为编撰《中等论说文范》的宗旨，使之“理正词纯，明白晓畅”。此书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后，风行全国。
　　蔡东藩自称“茅草下士”，完全是在乡下独自耕耘。他的家庭也多有不幸。先前的两任妻子都得病去世，所生三个子女有两个过早夭亡。第三任妻子平时多病，始终不孕。还先后失去一双父母和三个姐姐。一连串的家庭变故和沉重打击使得他欲哭无泪。
　　然而，时代的风云、变乱的政局又让他“怎肯甘心老死牖下”。他感奋“民国肇兴，震烁古今，从此光天化日，函夏无尘”，但“孰知时事忽变，帝制复活，筹安请愿之声，不绝于耳。几为鄙人所不及料。”蔡东藩对此痛心疾首，于是产生了“借说部之体裁，写当代之状况”的想法。所以蔡东藩写书的动机，与当时的社会现状密不可分。以一己之长诉之史笔，用通俗演义的形式向大众讲史，“取其易知易解，一目了然，无艰僻渊深之虑”，力图帮助国人从历史的启迪中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
　　蔡东藩考虑再三，决定还是先从就近的清朝开始写起。从1915年开始，蔡东藩废寝忘食地搜集资料，夜以继日地埋头赶写。那时，“清代尚无正史，私家著述亦不数百货觏。”在这种情况下，要把自天命纪元起，至宣统退位止，共297年清王朝的主要历史事实串连起来，作出分析，谈何容易！蔡东藩博览群书，相互印证，呕心沥血，积劳成疾。妻子劝他注意身体，慢慢写，他回答说:“救国要紧，我的生命可置之度外！”
　　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这部渗透着作者评判理想的100回本《清史通俗演义》写就。蔡氏浏览最后一回“举总统孙文就职，逊帝位清祚告终”，亦颇自得:“著书人或详或略，若抑若扬，皆斟酌有当，非漫以铺叙见长，成名为小说，实侔良史。录一代之兴亡，作后人之借鉴，是固可与列代史策，并传不朽云。”
　　当时有种舆论，认为秦隋不数载即亡，而清朝却传至近300年之久，不少人对这个“长命”的封建王朝津津乐道。但《清史通俗演义》有其独特的见解，与拥满复清、排满复明的思想大相径庭，与攀鳞附翼、见风使舵的人认识很不一致。因而当蔡东藩怀揣书稿，和上海的会文堂、大东、广益等书局联系出版时，均遭拒绝。蔡东藩彷徨终日，一筹莫展。最后还是同乡好友孔孝赓帮了大忙。孔去上海活动了4个多月，找那几家书局，起先也是告以“无能为力”，孔氏急了，耍了点小聪明，他托人放出风去:“大东书局已考虑出版蔡东藩的《清史通俗演义》，不日就可成交。”这一招果真管用，不几天，会文堂书局的经理就来找上门来，要孔把书稿赶紧交给他，还说蔡氏的著作该局已出版过好几部，现在应当继续出，并言明稿酬为200元。——没想到这部有争议、费周折的书稿竟在“商业竞争”中，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于1916年7月出版了。
　　《清史通俗演义》一经面世，迅速风行，万余部书没用多久便告销罄，会文堂一再加印。读者一致反映:蔡氏所著《清》书，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地方为多，尤其在全书中对封建迷信采取否定的态度，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与欢喜。水涨船高，会文堂老板以低廉的稿费，换来了大把的银子，心花怒放之余，即要求蔡东藩继续撰写类似的历史演义，并承诺每月支付60元工资。从此，蔡东藩撰写历史演义一发不可收。
　　从1916年到1926年十年间，蔡东藩独立完成了前汉、后汉、两晋、南北朝、唐史、五代史、宋史、元史、明史、清史、民国共11部历史通俗演义，合称《历朝通俗演义》(又称《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全面记述了上起秦始皇，下讫民国2166年间起伏跌宕的中国历史，共724万字。又著有单本《西太后演义》，增订清初吕安世所著《二十四史演义》。蔡东藩怀着“演义救国”的抱负，苦心录良史，秃笔写春秋，其跨越朝代之多，人物之众，篇制之巨，堪称一个了不起的奇迹，被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
　　这部系统史书的最大特色在于对历史真实性的严格追求。他主张“语皆有本”，“以不使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因而在史料的选择上，“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逸闻为纬，不尚虚诬”，力求主要情节均有历史记载作为根据。即便对稗史、逸闻的使用也极为谨慎，往往“几经搜讨，几经考证，巨政固期核实，琐录亦必求真。”并对以往那些“凭空捏造”、“以讹传讹”的现象作了纠正。为写好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光看正史就达4052卷，还不包括其他众多的稗官野史。60回本《元史通俗演义》，是融会中国和东西洋史籍而成，“元代先世及深宫轶事，外域异闻，凡正史之所已载者，酌量援引，或详或略；正史之所未载者，则旁征博采，多半演入。”为追求环境与细节的真实，蔡东藩查阅大量典章制度、报刊资料，深入各地街头巷尾，考察采风。甚至手拿墨盒毛笔，仔细抄录墙上张贴的通令布告。有评论说，蔡东藩对历史不但忠诚，而且有感有情；他的著作不但博大，更见美感和细腻。
　　蔡东藩在《民国通俗演义》自序中说:“回忆辛亥革命，全国人心，方以为推翻清室，永除专制，此后得享共和之幸福，而不意狐埋狐搰，讫未有成。”他对袁世凯等人“贻祸国是”的行为深恶痛绝，“就见闻之所及，援笔直陈”。毫不含糊地抨击军阀政客，鞭挞汉奸卖国贼；而对“五四”爱国运动热情赞扬，笔下的民众充满了正直与勇敢。前120回率先推出后，有个军官找到蔡东藩，气势汹汹，要求修改。蔡东藩非常气愤，说:“我申我见，我为我文。要我改变观点是不可能的，我坚决拥护民主、共和！”那人留下了一封恫吓信和两颗子弹。后来续书的许厪父说:“民国通俗演义，一至三集，吾友蔡子东藩所著。蔡子嗜报纸有恒性，搜集既富，编著乃详，益以文笔之整饬，结构之精密，故成一完善之史学演义，出版后不胫而走遍天下。”
　　在蔡东藩收到的众多读者来信中，一封充满傲气的信引起了他的注意。该信对《民国通俗演义》中有关学潮事件提出商榷。蔡东藩当即作了回复。几封信下来，他便得知这个特殊读者，竟是当年被北洋政府免职、此时在苏州教书的原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敬仰与钦佩之情，促使蔡东藩不由自主地与这位传奇才女函牍往来，交谈甚契。只要蔡东藩一有新作问世，她总是致信表示祝贺，或就书中一些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蔡东藩深有“高山流水遇知音”之感。然而，1937年冬日寇入侵苏杭，蔡东藩家乡也随之沦陷，他被迫离家辗转避难。此间一个噩耗如雷击顶般传来:杨荫榆因强烈抗议日军在苏州残忍杀害女学生晏葶，她自己也在1938年1月4日被日寇枪杀！杨荫榆的死，极大地震动了蔡东藩，他终于明白:要强我中华，不做亡国奴，唯有全国民众团结一心，奋起抗争。而以前自己对农民起义的评价，实在有失偏颇——在书中，他曾称陈胜、吴广为“叛乱之首”，说太平军是“长毛”、“罪人”，为此受到过读者的抗议，其中也包括杨女士。蔡东藩有心修改这些观点，但为时已晚，无能为力了。
　　但从总体看，蔡东藩还是较好地把握了历史真实性原则，较客观地评判人物及事件。也由此在书中收录了大量外交、内政等方面的原始文件。作为“演义”，当然也有虚构成分，如人物对话，也力求符合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人物的性格，“笔削谨严，不敢虚诬”。因此，他的书可以当作历史来读。蔡东藩为我们提供了一部浩瀚而通俗的中华通史，留下了一部可以与二十四史等量齐观的辅助读物。
　　蔡东藩晚年以教书、行医、卖文为生，颠沛流离，孱弱多病。1945年农历正月二十一日，这位一代“神笔”与世长辞。而无数读者依然从他不断再版的皇皇巨著中，领略着风云变幻的历史、扑朔迷离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