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皓

　　2008年8月20日(三)淮安晴转阴　零星小雨
　　一大早7:30出发，同行者课题先遣组于冰、丁见祥。
　　从运河度假村西行一里许到码头街，吃了一点早饭。沿街向南行不到一公里是敬老院，此地为头坝位置，头坝已在修张福河时挖去，再也无其踪迹了。东南行300米，到二坝遗址，路边摊开地图研究了一通。看来日本人1912年的测绘图很有用，虽然是所谓“北支那派遣军”测绘的军用地图，为侵略我国所制，但对我们现在做课题有以下优点:1.时间距黄河北徙的1855年很近，地形、地貌、地物与咸丰五年(1855年)的情况变化不大；2.有不少水工名称、清代的地名尚保存；3.虽然1:5万尺，但经换算，高程点位比较精确；4.古河道、堤埂表达清晰。我以为水科院水历史研究所提供的这份地图十分有用处，应认真研究熟悉此地图。
　　沿着前天本人所走的路线又到了码头四组的三坝地点，今天又发现夯土中夹有淤土，此处应为运河河堤的堤脚，尚不能断定为三坝的坝址。可惜未带手铲，无法刮除剖面考察地层情况。不过，下至河底，发现一道伸向河道内的土埂，疑似三坝遗址，有待进一步研究。
　　继续东行一里许至四坝的位置，翻上土埂，于是又有一番推测、判断和争论。我前天来此，认为四坝下弯曲的河湾就是大“U”字形河段，因此十分自信地将东边两道土埂确定为重堤，东南的一条大河道确定为清康熙年间靳辅开凿的太平引河。马上过河至南岸郑台村一位顾姓人家核实，虽当地方言听不十分懂，但四坝的位置基本可以确定。又沿四坝过河向北行里许，过乡际公路，路基下有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水塘，前天我认为是惠济闸的闸塘，又向东行200米，越觉有误。于冰二周前与顾军来淮安时，当地毛主任曾引导他们来惠济闸塘、北裹头及“U”形河段看过，因此开始怀疑我前日的判断。我们又翻开资料并仔细察看地形，发现我前天确定的地点有问题。这时，我们已经从河堤下了河湾。此河道很窄，宽度仅15米左右，虽然亦呈“U”字型，但与运河相比确实太小了。我即决定重返乡际公路。田野虽花香宜人，但不知名的昆虫甚多，此时，于冰被小飞虫蜇了，疼得要哭。
　　上得公路，已经干渴难耐，去一小店买水喝。又翻开地图与店主交谈，最终证实我前天的判断错了，将惠济、正越两闸间的小水塘误认为是惠济、正越闸。于是沿公路东行。在路边村内发现不少古代水工建筑材料，有大石材、河砖等，大都被作为房屋基础来用，有的石材上的燕尾槽依然清晰。又是一通测量、绘图、拍照，不亦乐乎。又行100米，到一座小桥，北望大水塘，南望是宽阔的河道，这才是惠济闸闸塘、“U”字形河段，此乃运河其踪是也。
　　通过此，说明在没有充分依据的情况下，不能过分相信自己的感觉和判断；判断的依据必须是客观的、有客观标准的；判断的依据必须可靠才会少有失误。
　　继续前行，经佘家坝、泰山湖、泰山墩，这些都是清代山阳县志多次出现的地名，很是亲切。回到运河度假村已是一点半了。今天的田野工作历时六小时，行程近10公里。
　　下午，大家一起讨论实地勘察、收获、问题与研究课题的开展。我给于冰出了一个题目，乾末嘉庆时期的清口水工。这是运河由盛而衰的转折，情况变化较大，水工增加很多，但效果均不显著，抓住这个关键时期，有利于下一步研究工作的开展，而且此间共30年左右，年表也比较好做。给丁见祥出了搞清地层关系的题目，希望通过此来解决坝址和码头旧运河的河道问题。另外，还议论了水科院、北大、清华同志来后的工作。
　　晚在武斌家吃饭，又与张校长、黄老先生等谈运河历史情况。
　　乘T156次火车回北京开会。与秦建明约好，周六在码头见，与水利报张卫东约，争取周五晚与我同往码头。
　　此次调查，收获如下:
　　1.校正了本人的主观判断。
　　2.发现了日本人测绘地图的珍贵性、可用性，这是重要的时代衔接。3.发现了码头的旧运河遗迹，荀主席称此为靳辅前的旧运河遗迹。
　　4.首先确定的几个测绘区域，一是从运口到惠济闸的运道，二是旧运河河道。
　　同时，由于文物系统对大运河的研究很薄弱，各时期水工遗址的调查滞后，尚存在如下难点:
　　1.水工遗址的大致区位知道，而具体的水工遗址尚未辨识，因此定点“落地”困难。
　　2.本地区运河水工的变化较大，历史各时期均有增减培修，但工程、建筑材料的时代差异性小，分期断代的难度较大。
　　3.散见在农村的历代水工建筑材料很多，但由于缺乏相对关系，较为孤立，难于确定其出土地点、位置和建筑情况。
　　4.淤塞淤垫严重，找到早期遗址的难度大。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