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少伟

　　1933年春，郑振铎从北平抵达上海，与沈雁冰晤谈，并一起分析研究了文学界现状。两人都觉得，随着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在“一·二八”事变中遭日军轰炸而停刊，以及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文学导报》、《文学月报》、《北斗》等先后被查禁，全国文坛缺少处于中心地位的一流文学期刊。他们一致认为，有必要立即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大型文学杂志。
　　经过联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傅东华同意参与筹备和编辑；邹韬奋对此热忱支持，表示新刊物可以在他创办的生活书店发行。编委会成员名单也很快拟定，共有10人，即鲁迅(不公开出面)、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胡愈之、洪深、傅东华、徐调孚、郑振铎、沈雁冰。4月6日晚，编委会成员在上海“会宾楼”聚餐，夏丏尊、谢六逸、黄源等应邀出席。其间，郑振铎详细介绍了办刊设想，大家踊跃发表意见；接着商议出刊日期和社址，并决定由郑振铎、傅东华任主编，傅东华承担具体编辑工作，黄源协助处理编务。郑振铎待一切就绪，才返回北平执教，同时负责在平津地区组稿。
　　5月6日，上海《生活》周刊登出《〈文学〉出版预告》:“编印这月刊的目的，在于集中全国作家的力量，期以内容充实而代表最新倾向的读物供给一般文学读者……内容除刊登名家创作，发表文学理论，批评新旧书报，译载现代名著外，并有对于一般文化现状的批判；同时极力介绍新近作家的处女作，期使本刊逐渐变成未来时代的新园地；又与各国进步的文学刊物常通消息，期能源源供给世界文坛的情报。”这充分阐明了它的办刊宗旨。
　　7月1日，《文学》月刊在上海问世。创刊号气势不凡，一炮打响，几天便售出万册，应读者要求又多次添印。该刊初为16开本，后改32开本，每月1日出版，社址设于上海拉都路(今襄阳南路)敦和里11号。它的主要栏目有社谈、论文、小说、诗、散文随笔、杂记杂文、书报述评、文学画报、翻译、世界文坛展望等。创刊号上由傅东华执笔的第一篇文章《一张菜单》，实际就是发刊词，其中宣告:“有一个共同的憧憬——到光明之路。凡是足以障碍到这光明之路的一切，无论是个人，是集团，是制度，是主义，我们都要认作我们的仇敌。”到后期，王统照主持笔政时，更是一针见血地表明:“在这‘多难’的国家中，希望借文艺的力量来作解放民族运动的利器，作追随时代潮流的风帆，作暗夜中寻求光明的火炬。”
　　《文学》月刊的迅速崛起，给文坛带来新气象。国民党当局对此感到不安，便通知生活书店将文稿送去审查。郑振铎于1934年1月下旬赶到申城，去傅东华家同沈雁冰紧急磋商，决定连续推出“翻译专号”、“创作专号”、“弱小民族文学专号”、“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四期专辑，并马上请各报刊发布宣传广告，这样既可迷惑敌人，又能造声势使之不敢贸然下毒手。此招果然管用，《文学》月刊巧妙地闯过险境，在上海稳稳立住了脚跟。
　　《文学》月刊的作者除编委会成员外，还聘请巴金、老舍、丁玲、冰心、许地山、王鲁彦、郭绍虞、耿济之、田汉、郑伯奇、戴望舒、张天翼、黎烈文、朱自清等为特约撰稿人，郭沫若、阿英、周扬、胡风、林语堂、沈从文、沙汀、艾芜、萧军、萧红、臧克家等也常为它写文章。该刊发表过大量反映现实社会矛盾的具有强烈时代感和历史责任感的佳作，如张天翼的《包氏父子》、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许地山的《春桃》、艾芜的《咆哮的许家屯》等，都曾产生较大的影响。
　　1937年11月，《文学》月刊出至第九卷第四期(总第五十二期)，因上海沦陷被迫停刊。该刊虽仅存世4年多时间，但绝大多数现代著名作家、剧作家都曾在这个重要园地推出作品，使它成了上世纪30年代最有权威性的文学杂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