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慕安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党中央决定派遣李白到南京建立电台，担任报务工作。王诤陪送李白乘卡车到达西安。当时秦邦宪(博古)正在西安即将启程去南京配合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李白便与他一起乘火车抵南京。由于国民党有关方面的阻挠，党中央这次在南京设立公开通讯电台的计划未能实现。李白又奉中央之命到上海从事与党中央的秘密通报工作。10月10日，李白乘火车到达上海，化名李霞，住在新闸旅社，等待前来接头的同志。由于地下工作的特点，电台的报务员、机务员和译电员均由交通员单线联系，并且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当时与延安通讯电台的报务员是田保洪，朱志良担任译电工作，涂作潮负责电台的修理。李白到上海后，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和秘书长刘少文指派田保洪、涂作潮和交通员王少春分别到新闸旅社“会客”。李白见到自己的同志非常高兴。李白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紧紧地握着“客人”的手，悄声说:“我只盼望能早日工作，在这里简直是度日如年哪！”
　　然而，在上海建立一个电台并非轻而易举之事。由于各电讯材料商店对器材的严格控制，涂作潮组装电台所需的零件就不便在商店公开购买，只能通过其它渠道一点一点地积累。此外，寻找一处地点恰当、邻舍可靠的设台房屋也极不容易。上海是人口密集的城市，八一三沪战以后，“租界”以外地区屡遭日寇轰炸，市民纷纷涌入“租界”，致使房屋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党组织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出资租下位于法租界霞飞路(现淮海中路)贝勒路(现黄披南路)口上的三层楼房，门牌148号。房子的问题解决了，还须找一个家庭作掩护。李克农有一位同乡朋友单志伊，为人正直，同情革命，其儿子是个医生。党组织遂决定由这个家庭来掩护电台。底楼作为诊所，二楼为单家住房，李白住在三楼设置电台。电台设在这里，论环境并不理想，繁华的霞飞路人来车往，噪声不绝于耳，附近还有篙山法国巡捕房。但在这寸金之地的上海，很难找到十分理想的房子，李白就在这里栖下身来，执行党交给的任务。
　　过惯了戎马生活的李白初居都市，恍如踏进一个陌生的世界。他与十里洋场上灯红酒绿格格不入；反动军警遍地、捕房林立，使他的心中充满无限愤慨。为了李白和电台的安全，在建台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况下，组织上交给李白的任务就是熟悉并适应社会环境。11月初，上海除英法势力控制的“租界”外，其余地界均被日军占领，“八路军办事处”随即迁址转入秘密活动，李克农奉命离开上海，电台的领导工作由刘少文担任。
　　在“八办”迁移期间，随刘少文身边工作的译电员朱志良到李白住所待了10多天。他们一起分析形势，李白情绪激动地说:“我的战友都在前方流血战斗，可是我却在这里过着安逸的生活，我的心不安啊！”他坚持每天抄收新华社电讯。以熟练抄报技术，为电台的建立做积极准备。
　　1938年初春，建台工作就绪。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马路上停息了喧闹的声浪，李白拉上窗帘，把收发报机搬到写字桌上，接上电源，戴好耳机，轻轻地按动电键，向延安发出了呼号。少顷，他一边慢慢地转动刻度盘，一边全神贯注地听着延安的呼号。当他从“嘶嘶”的电流声中分辨出延安的信号时，心中充满了无比的喜悦。
　　电台具有迅速、准确和使用灵活的特点，但也有它的弱点。通报的时候，有灯光和电键声音，电波感应还会引起附近居民的电灯忽明忽暗。使用大功率电台这些现象显得更为严重。为了减轻这些现象的严重程度，涂作潮把发报机的功率由原来七十五瓦降低为三十瓦。但是，功率小发出的电波微弱，上海与延安遥距两千多公里，电波经过关山阻隔和空中各种电波的干扰，传到延安就微弱得几乎消失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他和涂作潮一起反复琢磨，试验，终于搜索出时间、波长、天线三者之间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的规律，选择在人们都已入睡、空中干扰和敌人侦探相对减少的零点至4点之间为通报时间。从此，当人们酣然进入了梦乡，李白却悄悄地起床，轻轻地安好机器，静静地坐在电台旁，把二十五瓦的灯泡拧下换上五瓦的灯泡，并在灯泡外面蒙一块黑布，再取一小纸片放在电键接触点上，这样就能避免光线透出窗外和不使声音外扬。零点一到，他首先向延安发出呼号。延安收到他的信号，也马上发来呼号。接着“77”、“88”表示亲切友好的符号通过电波互相传送，把两颗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上海和延安之间，架设起了一座“空中桥梁”。
　　电台担负着传达党中央指示，汇报党在上海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地方党组织的情况和潘汉年领导的情报部门收集到的日、蒋、汪以及英、美、法各方面的情报。李白这部电台建立后不久，田保洪因另有任务撤出上海，李白挑起了上海与中央通报的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