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鉴明

　　蒲辅周四川梓潼人，1888年出身于中医世家，15岁始继承家学，18岁独立应诊于乡，1934年悬壶于成都，声誉日隆。1951年应聘于成都东城联合诊所，当选为区人民代表，1954年，任成都铁路医院特约医师。1955年奉调到北京卫生部中医研究院，1960年，任中医研究院的内科主任，196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65年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先后担任全国政协第三届、第四届常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科委中医专题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等职。蒲老倾心于中医事业70余年，学识渊博，医德高尚，长于内、妇、儿科，尤擅治温热病，在中医学术的许多领域内皆有独到见解，为祖国中医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医世家出名医
　　1888年(光绪十四年十二月)，蒲辅周生于四川梓潼县西溪沟(今潼江村)。其祖父蒲国祯和父亲蒲显聪都是当地名医，父亲还是梓潼县中医师工会负责人。
　　蒲辅周少名启宇。启宇自幼聪明过人，且喜学好问。深受祖父蒲国祯和父亲蒲显聪喜爱。1903年，蒲启宇15岁时，祖父和父亲就让他继承家业，学习中医。18岁时蒲启宇独立开业，应诊于乡间，当时曾举行了庄重简朴的传位仪式，由祖父口授“医乃仁术”之教诲。中医重德，以德为本。启宇学医自然少不了这一课，对此心领神会，牢记心间，立下了“济世救人”之志。
　　1908年，蒲启宇开始独立行医不久，为表济世救人之志，改名为辅周。取辅助贫弱，周济病人的意思。蒲辅周人虽年轻，但病人对他的医德有口皆碑。他看病不分时间，地点。有时路遇病人，在田坎地头一坐，便把脉开方。还叮咛如何煎药。他平易近人，医术又高，很受当地人欢迎。他首先在梓潼县城关办起了“施医药社”。不仅自己为求诊者治病，还打破门户之见，请当地名医轮班义诊，自己带头为贫困病人资助药费。梓潼贫困山区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来，不是大旱，便是水涝。青壮年外出乞讨，老弱病残饿死病死不少，人民极端贫苦。瘟疫时时发生。蒲辅周对就诊病人，一丝不苟，认真诊断，活人很多，小有名气。
　　一天，蒲辅周见一堆人，面带戚容。一妇人衣衫褴褛，跪在一小儿前抢天呼地。患儿又瘦又小，双眼不睁，浑身抽搐。蒲辅周一见，分开众人，用长袍把病人一裹，直奔杏林药堂。众人哗然。有认得的说:“好了，蒲老师来了，有救了”。街上人如鲫鱼过江，齐拥向杏林药堂。蒲辅周将小儿平放，让伙计拿来碗和清油，采用刮痧法，用碗口沾点清油，从上至下自风池、风府刮至骶骨两旁；又从手弯，腿弯刮，过厥阴、太阴等经的穴位。只见皮肤出现紫红点。病儿不再抽搐，平缓过来。慢慢睁开眼来。围观的人们欢声雷动。小儿母亲连连称颂:“菩萨，活菩萨”。从此，市面上传开了杏林药堂有个“蒲神医”。
　　1921年7月，连日大雨，潼江水涨路阻，城墙倾倒四十余丈。庄稼被淹，米价飞涨。县城的一个叫鸡市拐的地方聚居了大批灾民。蒲辅周早出晚归为灾民义诊、施药。1932年，蒲辅周置田二十亩，创西河义渡。1934年，蒲辅周又出资买田五十亩创办“同济施医药社”，请名医免费为贫困者诊病，捡药，乡民拍手相庆。因此，蒲辅周成为梓潼百姓有口皆碑的德高望重的名医。
　　成都杏林显身手
　　由中医学徒到一代名医，蒲辅周走过了艰难的精研医道的历程。他白天诊病，晚上读书。《内经》、《难经》、《伤寒》、《本草》、《金匮》、《千金》等书他都精心研读。当他得知某老先生家中藏有日本学者所著《皇汉医学》书，便多次登门借书。他叹息道:“外国人尚对中医有如此精深研究，中国人岂能自弃”。由此，他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蒲辅周对《内经》的钻研很深刻，颇有独到见解。他认为，七情伤人，在某种情况下，更甚于六淫。而精神治疗的作用在许多内伤疾病中都远甚于药物。即使是六淫所伤，病者的精神状态对药物的治疗作用也大有影响。既然精神状态的正常与否直接关系到人的健康，所以《内经》把积精全神列在卷首，这绝不是偶然的。其中谈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又说古贤人之所以能“把握阴阳、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或“游行于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究其原因:不外“呼吸精气，独立守神”，因而能“精神不散”所致。人的情志与健康是相互影响的。《内经》说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故喜怒伤气，暴怒伤阴，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这就说明了情志是以脏腑气血的气化功能为物质基础的，反过来又影响气化功能，喜怒不节和寒暑过度一样，导致生机紊乱，影响健康。蒲辅周认为，脏腑功能失调，在梦中也可以反映出来，《内经》讲得不少。他说:我在平时多见脾虚之人梦见腹饥进食，食不能饱。大盛之人多见斗殴，火烧房屋。心气不足，肝气不足之人往往见高岩失足，手足惊搐，当预防风瘫。正气大亏心情怫郁之人，而梦见山陵崩毁，房屋倒塌，鬼神侵扰。气血虚弱夹痰郁者多梦见鬼神怪异，或平时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之事。如梦见身体局部若犬啮、虎咬痛不可忍，多为气血凝滞，当速为疏通，防其久后生疮。阴盛阳衰之人易梦见茫茫大泽或蛇类。当痰饮阻塞气管时，往往梦见走进小屋，欲进不能，欲退不得，憋得浑身汗出。《内经》谓:“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肾藏志、脾藏意”，听起来似嫌玄妙，实为元神之别称。我常用甘麦大枣汤加味或加减十味温胆汤，辅以精神安慰治疗气短心慌，悲伤不能自持的病人，疗效较为满意。蒲辅周把中医论理与临床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故而成为一代名医。
　　1935年，蒲辅周与弟子薛崇成来成都，住成都会馆。同年冬天，成都温病流行，病人拥堂。47岁的蒲辅周详细诊断，认定系“寒包火”，即用麻黄开表。可是当地“麻黄发汗过峻，成都人禀赋薄，禁不住发表”的观念根深蒂固。病人见方后不敢取药。改它药代替又无效。他思索再三，便将麻黄研末为引子发放。果然，经他看病的无不效验。于是名噪省城。
　　1940年，蒲辅周在成都接到三弟来信，说梓潼霍乱流行，一天死亡数十人。他内心悲悯，即汇回二百个大洋及处方一张，要三弟将治霍乱药方抄写四处张贴。将汇款买药，半价发售，贫穷的分文不收。蒲辅周为救助众乡亲做出了特殊贡献。
　　1941年，蒲辅周53岁时喜得第二子，取名志孝。此子禀赋酷似乃父。及长，蒲辅周便把他留身边传医。果然，在而立之年蒲志孝即成名医。
　　蒲辅周还积极支持从四川医学院毕业的弟子薛崇成走中西医结合道路，让其考入华西大学，并选择神经专业。蒲辅周说:“若古人固步自封，今《本草》便只有一本了”。1954年，蒲辅周受聘为成都铁路局中心医院特约医师。
　　1955年，蒲辅周调中医研究院工作之前，专程回梓潼，为乡亲挂牌义诊3天。早起晚睡，不顾劳累，被乡亲们传为美谈。
　　医德的培养:
　　草鞋、雨伞、灯笼1955年，中央根据毛泽东主席1954年6月作的“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批示，制定了继承和发展中医的政策措施。《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卫生部成立了中医研究院，向各省征调著名中医，担负科研、教学、医疗重任。全国各地共调去30多位中医。蒲辅周是其中之一。那年，中国中医研究院评级，杜自明等有著作评为一等一级。蒲辅周评为二等一级。四川去的老中医都知道蒲辅周医术少与伦匹。杜自明等一再推蒲辅周为一等一级。定板时，他谦虚地说:“按评级规定，我尚未著作，别打破原则。以后说，以后说”。在一阵掌声中，在场者都感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对蒲辅周的赞扬。
　　1956年，北京地区流行乙型脑炎，死亡率很高。许多医生仿效上年石家庄地区治疗乙脑经验，沿用白虎汤，结果无效，陷入困惑。蒲辅周翻阅文献，通过客观仔细全面分析，认为去年石家庄地区发病，是因久晴无雨，天暑地热，属暑温偏热，采用的白虎汤，可辛凉透邪，清气泄热，切中病机。然而，今年北京地区发病，久雨少晴，天暑地湿，势必温热交蒸。人得病虽是暑温，但应偏湿。蒲辅周投药改用湿温法诊治。遣用杏仁滑石汤，三仁汤等芳香化理，通阳利湿之方剂，大获神效。使许多垂危病人起死回生，挽救了大量患者的生命。
　　蒲先生以医术蜚声中外，被卫生部破格晋升为一等一级中医师。
　　蒲辅周在70岁时，在中医研究院收了高辉远，徐振盛、薛伯寿等人为弟子。他对学生说:“过去老师送学生三件礼物，草鞋一双，雨伞一把，灯笼一个。不论路程远近，刮风下雨，白天黑夜，都要去出诊。以救人为当务之急。绝不能因路远，天雨，夜间就不去了”。并说:“医疗经验是从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我带学生有两点要求:一是多读书，二是多临症。以理论指导临床实践，以临床实践碰到的问题再来学理论。要刻苦钻研技术，要有渊博知识。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融会贯通，学以致用。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学习中医也是这样，不下苦功钻进去，就无所得。”教育学生要勤学不倦。两年后他又收了弟子陈鼎棋。这些弟子不负辅周老师教导，均成大器。
　　1958年，蒲辅周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兼任中央委员。被卫生部破格晋升为一等一级医师，担任中央领导保健医师。1962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总理曾指示:“蒲老是有真才实学的医生。要很好总结他的医学经验，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卫生部和中医研究院遵照总理指示，组织人员先后整理出版了《蒲辅周医案》、《蒲辅周医疗经验》、《中医对几种急性传染病的辨证论治》、《中医对几种妇女病的治疗方法》等书。日本《汉证》杂志特辑发表长文《蒲辅周医案研究》，对蒲老的评价很高。
　　1960年，蒲辅周72岁当选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任广安门医院内科主任。有时晚间政协有活动，他搭公共汽车前往。同仁问为何不向院里要车。他说:“现在汽油缺少，节省点汽油，可以用于国家建设”。
　　1964年，周总理得知蒲辅周年事已高看书困难，为使他更多了解国内外大事，便准备把从日本带回的半导体收音机送给先生。蒲辅周像往常一样带着诊病的用品来到了西花厅。平时诊后总理总爱与蒲辅周随便谈几句，话题大多是关心中医的发展问题。这天，总理却问他:“你给我开的药为什么特别灵？”蒲老知道，周总理是指自己患的癃闭之疾，曾让许多医生一筹莫展，被他治愈了。蒲老说:“别人把你当总理医，我把你当病人医。总理的病非医生可医，病人的病自是医生可医的”。总理听了开心地笑了。邓大姐走过来，送了两截呢子衣料给他。蒲辅周接过衣料，心里忽然涌出了一阵激动。过了一会儿，才恢复了平静。临走时，他建议周总理每天吃一个玉米面窝窝头，以增强脾胃功能。周总理连说:“好，好。”并坚持这样做了。
　　1965年，蒲辅周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国家科委中医专题委员。1966年，蒲辅周77岁，任中医研究院党委委员、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中央领导同志保健医师。他侧重老年病研究，探索老年体质的特殊性，老年病症的多样性，老年用药的规律性。他写了许多病例、临床体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作为一名医生，蒲辅周治疗了很多被运动冲击的社会知名人士，有一次他医好了偷偷上门求治的著名演员赵某，此举激怒了“红卫兵”们，他们准备专门开会批斗他，幸被周总理得知后予以制止。周总理爱才惜才，为国家保护了不少有用之才，其中也包括像蒲辅周这样的“国宝”。
　　1969年，蒲辅周会诊一肝炎患者。该患者肝功能虽转正常，但因肺部感染咳嗽，血象高，血沉快，24天发热不退，用多种抗生素和中药，都无显效。蒲见其汗出多，微恶寒等。舌质艳红，有裂纹。脉弦大按之无力。断为气阴两伤，治以固卫养阴，甘温酸敛，甘麦大枣汤合玉屏风合剂化裁。经治医师怕停用抗生素病人可能会发生意外，而病人又拒服抗生素。在这种情况下，医师只好与家属商定，将抗生素佯装蒲老中药的“药引子”，让其服用。服用蒲老的中药后，第三天体温正常。经治医师说“药引子即抗生素，要继续用。”不料患者拿出一个纸袋说:“药引子全在这里。情况转好，体温下降，全是蒲老中药的作用。”此举令周围的医生为之折服。他们通过这个例子，看到了中医药不但能治慢性病，而且可治急性病，均称蒲辅周先生创造了奇迹。
　　1971年，周总理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说:“蒲老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唯物主义的东西多了，唯心主义的东西少了。他的医学是讲辩证法的。”
　　1975年，他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在担任中央领导保健医师期间，蒲辅周先生为诊治老年病总结了12个字:“辨症准，立法慎，选方精，用药稳”。蒲辅周十分重视老年保健问题。他说:“老年人尤其要使足下暖，这对血液循环有好处。饮食有节，多吃五谷杂粮。不可过饱，亦不可忍饥。饭后缓行百步。药补不如食补。服药以冀长生，何异痴人说梦。服药不节欲，亦自伤生。保持思想乐观，是减少疾病重要因素。”
　　1975年4月29日，蒲老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北京，享年87岁。其骨灰一半安放于八宝山，一半经特批运回老家梓潼县，安葬于丝公山。梓潼县委、县政府以政府的名义为他勒石立碑，以供后人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