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秋光

　　我在1996年由湖南师大出版社出版的《熊希龄传》第8页中，清楚地记载着熊希龄出生于1870年7月23日(清同治九年庚午六月二十五日)。可是现在已经有人将熊希龄的出生年改成了1869年。不仅一些公开出版物改了，而且一些有可能以后成为文物的碑刻和一些展览陈列也改了。查南开大学出版社所出《熊希龄与香山慈幼院》一书，对于熊希龄的出生年，还专门作了一个备注说明:
　　“关于熊希龄出生于1869年应予确认。过去有些史料记载有误，误以为是1870年，应予更正。1990年8月15日在湖南省凤凰县召开‘纪念熊希龄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熊夫人毛彦文对出生年即有异议，北京香山慈幼院校友中也有疑意，都因手头缺少历史证物，不便正式提出，以免影响学术研讨会活动进行。后经北京香山慈幼院校友会依据《双清集》记载考证，确定为1869年，并已将熊希龄墓志铭重新镌刻予以更正。《双清集》是一本熊希龄诗词集。由北京香山慈幼院1929年印刷出版，由蒙养生廖盛慈题写书名，熊芷作跋，第四校学生金如意楷书石印，是一部为庆祝熊希龄六十诞辰而出版的熊希龄诗词集，是熊希龄出生年月日的亲证。这一考证，得到熊夫人毛彦文的充分的肯定。”
　　这个备注说明所提到的“过去有些史料记载有误”，我不知道指的是过去的那些史料记载有误，但所称“误以为是1870年，应予更正”，则显然是针对我了，至少也是包括我在内的了。那么我到底有没有“误以为”呢？要不要被“更正”呢？看来这已经不是小问题了。它关系到我这个写《熊希龄传》的，如果连熊希龄的出生年都没弄清楚，那我写的《熊希龄传》还可信吗？因此我必须要站出来说话了。不仅仅是为学术，也是为了自己！
　　其实关于熊希龄1869年出生之说，早在我的《熊希龄传》出版之前，即1995年12月11日，就有北京香山慈幼院校友会的肖岳岚先生向我写信提出。我找到这封14年前的信，发现那时候肖先生所说与上述备注说明所透露的信息大致相同。
　　比较如上备注说明和肖先生来信，我感觉到现今所流布的有关熊希龄1869年出生之说，其根源还是在肖先生这里。肖先生是我敬重的长者。他与北京香山慈幼院校友会的诸多长者，如张立志、杨永欣、鲍熙年、王春宜等，对我研究熊希龄和出版《熊希龄集》、《熊希龄传》关怀备至，助力甚多，令我一直心存感念。但肖先生要我将熊希龄的出生年由我过去所认定的1870年“更正”为1869年，我却碍难照办。因为这是学术问题。我不认为熊希龄1870年出生说有误，何来“更正”之有？记得我当时给肖先生复信解释甚详。我提出了我认为熊希龄1870年出生的四个方面的理由和依据。信是同时寄给肖先生和杨永欣先生二人的(可惜当时未留底稿)。没想到事隔十余年，才发现肖先生并没有接受我当时的解释，他仍然坚持熊希龄1869年出生之说。并且见我不予“更正”，便影响了相关的人出书加以“更正”(如前面备注说明所称)。而且还就近影响了北京香山熊希龄墓园，将墓园中熊希龄的碑文和生平事迹展览陈列都统统加以“更正”了！这不禁让我感到十分吃惊！如果不将此事加以澄清，一个本来非常简单的问题就要复杂化了。更可怕的是将本来正确的“更正”为错误的，学术的严肃性就受到了挑战。为此，我不得不来做一些必要的维护考辨工作，以求恢复本真，避免以讹传讹。
　　质之如上备注说明和肖先生信中关于熊希龄1869年出生之说，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取证:一是熊芷为其父所编《双清集》中的一些说法分析；二是相关几个人士的认定。关于第一个方面:《双清集》是1929年熊芷为其父熊希龄所编辑的一部诗词集。熊芷在该集的《跋》中云:“己巳六月二十五日为家君六秩诞辰，……特与外子君复搜集家君所著诗词若干篇，付之枣梨，分赠亲友。”肖先生仅以此一句中“己巳六月二十五日为家君六秩诞辰”为据，就试图证明熊希龄是1869年出生，这是不确切的。肖先生大概忘记了我们中国民间做生辰寿庆，有所谓“男进女满”的习俗(现今湖南仍然流行这样的习俗)，“男进”指的是男人是做虚岁，“女满”指的是女人是做实岁。按照这种习俗，1870年出生的熊希龄，1929年正好是虚岁60，符合湖南人做寿的习俗。如果熊是1869年出生，那么1929年他就是实岁60虚岁61了，那就是做实而不是做虚了。做实一般是故去的男人才做的，谓之冥寿多少或诞辰多少周年，在生的男人是不做的。只有在生的女人才做实，谓之“女满”。如1926年熊希龄夫人朱其慧50寿庆，就是做实而不是做虚。朱其慧1876年出生，1926年是实岁50。当然，有身份地位的女性长者也可以做虚而不做实。如1917年熊希龄为其母在北京做八十寿庆就是做虚。熊母是1838年出生，1917年是虚岁80。我们在《双清集》中，也还能找到另外一些关于熊希龄寿庆是做虚而不做实的例证。如肖先生信中所列举的“戊午己未两夏余夫妇避暑香山……今夏六月二十五日余五十生辰”一句，句中的今夏指的是农历己未年即1919年夏季，这一年正好是熊希龄50虚岁。又《双清集》中有“丙寅六月二十五日为余五七生辰”一句，丙寅为1926年，这一年也正好是熊希龄57虚岁。可见《双清集》这部被前文备注说明称做“熊希龄出生年月日的亲证”的书，恰恰是亲证了熊希龄是出生于1870年而不是1869年，他的所有生辰寿庆都是做的虚岁而不是做的实岁！关于第二个方面:肖先生在信中提出有熊希龄夫人毛彦文和熊的同事朋友贺槐青(秉钧)与王在湘(梅村)等人也认为熊希龄是1869年出生。但肖先生信中没有举出这些人所提供的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故也只能是存疑而已。其实我与熊夫人毛彦文先生书信往来有15年，她从未就熊希龄的出生年问题与我讨论和质询。我对肖先生说1990年熊希龄诞辰120周年时毛彦文曾提出过对熊公是1869年出生持怀疑态度，除非毛彦文晚年记忆模糊了，否则她不应该产生这样的错觉。上述表明，熊希龄1869年出生之说是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结论难以成立。
　　我认为熊希龄出生于1870年之说主要有如下依据:
　　其一，叶景葵为熊希龄所作《凤凰熊君秉三家传》称熊1937年“患脑溢血逝世，距生于同治庚午六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八”。这里明文指出熊的出生年是“同治庚午”，而这一年只能是1870年！那么叶的说法可信度有多高？请注意，叶与熊生前为知交好友。1944年，毛彦文将熊的全部遗稿托附给了叶景葵，请叶为熊写家传和编集。据叶景葵1944年12月22日为《熊云卿先生法石涛山水卷》题识所记:“秉三没已七年，彦文夫人属余编次家传。先后求得光绪辛卯乡试壬辰会试朱卷齿录，又得其外甥田君手抄熊氏家谱，参互考证。”可见，叶是查阅过由熊希龄的外甥田学曾(按田为沈从文的姐夫)提供给他的熊氏家谱的，而所写的又是熊的家传，他不会而且也不应该将熊希龄的出生年弄错。
　　其二，1937年12月25日熊希龄在香港逝世后，湖南省政府曾呈中央予以公葬。以湖南各界熊希龄先生追悼会名义所撰的《熊秉三先生传略》，即谓“先生生于清同治庚午六月二十五日，年六十有八”。又1938年4月3月熊秉三先生追悼会筹备处编印的《熊秉三先生事略》也谓熊1937年12月25日“卒旅次，享年六十有八”。1948年1月3日，胡适在《华北日报》撰《纪念熊秉三先生》一文，谓“秉三先生死在民国二十六年的年底，还不满六十八岁”。这几处熊希龄享年或还不满68岁的记载，都只能表明熊希龄是1870年出生。如果他是1869年出生，那他享年就应是69而不是68岁了。
　　其三，熊希龄1926年为夫人朱其慧所作《丙寅十月二十九日为淑雅夫人五十初度赋赠》一长篇叙事诗中，有“己丑我方冠”一句。己丑年为1889年，时熊希龄年方20，故可称“方冠”。如果是1869年岁出生，虚岁已21，就不适合用“方冠”这样的词了。又叶景葵在前述《熊云卿先生法石涛山水卷》题识中，称“此卷作于辛巳，秉三方十二岁，尚未入泮”。辛巳为1881年，1870年出生的熊希龄到这一年是12岁。如果1869年出生，那就是13岁了。
　　其四，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官员履历单》中，有1910年8月熊希龄的履历单，其中所填年龄为“现年三十九岁”。这里显系有误。因为按虚岁填熊1910年应为41岁，按实岁也是40岁了。但与1869年出生的梁士诒所填作比较，梁比熊年长一岁，填的则为“现年四十岁”，似也可以作为熊1870年出生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