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杰;王正

　　1921年，有一位美国人叫做山格夫人的来到中国，提倡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实行生育节制。尽管山格夫人生育节制的思想主张在美国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异端邪说，四处受到讽刺和阻挠，在日本也受到官方的限制，但是在中国却受到意想不到的欢迎。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致电山格夫人，欢迎她来中国，并安排她于4月19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这场主题为“生育制裁的什么与怎么样”的演讲，由胡适担任翻译，张竞生陪同。这次演讲引起极大的反响，胡适在日记中记载此事:“下午，山格夫人在大学讲演《生育制裁》，我替她译述，听者约二千，她的演说力甚好，女子演说甚少她这样有条理的层次。”人们无论是出于好奇，还是真的对山格夫人的主张感兴趣，都踊跃前往并获得意外的惊喜，感到不虚此行；不仅如此，“听讲的十分拥挤，讲稿传出后更是轰动一时”。4月30日，山格夫人接受家庭日新会等团体的邀请，来到上海，发表了题为“生育节制的重要和方法”的讲演，由俞庆棠担任翻译。这次演讲，同样引起热烈反响。
　　据积极推动中国妇女生育节制运动的刘王立明讲，从那时起，中国又发现了一种“得救”的方法，叫做“生育节制”，简称为“节育”。在一般人看来，以为中国的病根在于人口过剩，所以只要有方法让人口数量减少，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因此山格夫人来华后的二三年间，人们对于生育节制的提倡，非常热心。大家对于山格夫人，也像招待活人济世的名医一般，非常恳切。
　　其实，在山格夫人来华之前，中国已经有人开始提倡生育节制了。然而，他们却受到截然相反的待遇。“以前偶有谈及产儿制限的人，没有一个不被作为洪水猛兽而遭非常的侮辱的”。这其中就包括陪同山格夫人演讲的张竞生。1920年，刚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张竞生博士因向广东省长兼督军陈炯明建议实行避孕节育、限制人口过快增长而一度被视为神经病。1922年12月，张竞生在北京大学讲演时不无伤感地指出:“我于三年前看见我国人猪狗似的繁育，为父母者仅知射精受孕，无教无养，以致孩子男成为盗，女变为娼”，因此，大力“提倡生育限制法，大受社会的咒骂”，没想到山格夫人来华宣传，“前时骂我的报纸竟一变而为欢迎山格夫人的主张了。”为此，张竞生不禁感叹，“实则我的学理比山格夫人的高深得多。但我被侮辱，伊享盛名，所以不同的缘故，因为伊是美国的女子，我是中国的男人！”
　　张竞生的牢骚虽然反映出山格夫人倡导的生育节制运动迎合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弃旧迎新、倾向西化的心态。但是在刘王立明看来，这“固然是因为她的主义新奇，但在人口过多的中国，却正是雪里送炭，来了一位幸福的使者”，她清楚地认识到:山格夫人的生育节制运动，既能满足国人的猎奇心理，同时也有助于解决现实生活中人口压力过大等问题。
　　因此，刘王立明不仅积极投身中国妇女生育节制运动，以赋予女性生育决定权，而且还不断进行理论探索，撰写了《妇女与节制生育》等文章，于1935年1月刊登在《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上。她认为“节制生育原不止是一个人口问题，人类品质的改良，社会道德的提高，以及母体的健康，家庭幸福等等，亦莫不与此发生极密切的关系”。可见，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提倡和实施妇女生育节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山格夫人所提倡的妇女生育节制迅速跃出美国，发展成为国际性的运动。
　　刘王立明深刻地认识到节制生育与妇女解放的关系，因此特别强调“节育是关系全民族幸福，但实际上却是个妇女问题，直等到每个女子甘愿接受这种真理，拿回去增进她的家庭幸福的时候，这运动才会有成效，否则我们天天在这儿念佛，而佛禅是不会光降的。”在她的观念里，通过采取科学的方法，达到避孕的目的，才能使妇女在身体上获得更大的解放。为此，刘王立明致力于中国妇女节制生育运动，数十年如一日。
　　然而当这场运动在中国持续20多年以后，刘王立明深刻地反思道，山格夫人来华、中国的妇女节制生育运动多有文字刊载，亦有不少团体和机构如北平治疗所、上海家庭节育研究社等成立，但是真正“能运用节育知识的除少数留学生外，大多数民众尚不知觉”。更为严重的是，她十分痛心地发现与“十年前只是大鼓大擂”不同的是，在某些时候“除了有一二个在外借了科学艺术的幌子，把节育方法当做谋利的工具的人以外，似乎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个问题”。
　　刘王立明确实指出了中国妇女节制生育运动在现代中国所遭遇的尴尬，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历史上许多社会运动所共有的缺憾以及中国民族性中的某些缺陷。难怪当山格夫人于1936年3月8日再度访华时，似乎无法再现往日的辉煌。她因病于次日返美，对于中国妇女节制生育运动又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