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康

　  1950年11月，长期在开明书店工作的王伯祥先生，因人事关系不谐，提出辞职。老友宋云彬先生便写了《漫成二首谏王伯翁》:
　　萧朱郄末多先例，交态原随世态新。长乐平生风谊重，甘抛心力作调人。
　　但闻涸辙鲋濡沫，岂有危巢雀逐鸠。世事沧桑心事定，且将余怒付东流。这第二首诗是直接劝慰王先生的，意思很明白。而第一首诗则是颂扬老友郑振铎的，宋先生自注“长乐谓郑振铎”，因为郑先生的籍贯为福建长乐。“长乐平生风谊重”一句是对郑振铎人品的高度赞美。“甘抛心力作调人”，是说郑先生当时花费了很多心力，在王先生与开明书店一些先生之间做调解工作。
　　郑先生在开明书店创办时就是书店最重要的支持者，后来还一直是它的“股东”，因此，他就主动出面做工作。然而，郑先生这次的调解大概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两年后，郑先生受命组建初设在北京大学的文学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时，便邀请王先生到文研所工作。王先生的挚友、曾任开明书店总编辑的叶圣陶先生在1952年10月27日的日记载:“偕［胡］愈之到怀仁堂，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之扩大会议……会中晤振铎，言于北大新设之文学研究所已成立，渠为主持人(尚有何其芳)，伯祥可入所为研究员云。”并欣慰地写道:“余觉其甚为得所。”王先生后来一直心情愉快地在文研所工作。
　　1920年底，以郑先生为核心，在北京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在筹备阶段，郑先生就曾热情地给在日本的田汉写信，邀请他与郭沫若作为发起人参加。那时，郭沫若、田汉等人的“创造社”连酝酿也还没有开始呢。可惜，只因收信人居然做了“洪乔”，非但自己不回信，连托他转给郭沫若的信也未转去，所以郭沫若未能成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这真是一件憾事。当时，郑先生还曾自告奋勇地要去请鲁迅参加，但鲁迅当时任职于教育部，受“文官法”的限制，不便参加民间团体。(不过，鲁迅还是很关心、支持文学研究会的，周作人起草的该会宣言，便经过鲁迅的审阅。)另外还有材料表明，郑先生当时可能还请了北京大学的胡适、康白情等人参加，不过也没成功。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郑先生当时的宏大心愿得以实现，鲁迅、胡适、郭沫若、田汉等人真的也都成为了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发展又将会是怎样的一个精彩的场面啊！
　　令人遗憾的是，后来成立的创造社，一开始居然把文学研究会当成了自己的假想敌。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都激烈地攻击过郑振铎和沈雁冰(茅盾)，甚至用了污言秽语。但郑先生从来没有回骂过。当创造社方面举办郭沫若《女神》诗集出版一周年纪念活动时，郑振铎还拉着沈雁冰等人赶去参加庆贺，他还建议可借这个机会商量一下组织成立作家协会的事。他的热情爽直和宽宏大量，连郭沫若后来在回忆录《创造十年》中也是赞扬的。可惜，不仅郑振铎提出的组织作家协会的事未能成功，创造社后来还继续攻击文学研究会。但郑先生除了在给周作人的信(当时未发表)中表示了对创造社的无理谩骂的愤慨以外，在1923年一年中，任凭攻击，没有回敬过一声。不仅如此，而且在他主编的《小说月报》上还经常公正地介绍、评价创造社作家的作品。在7月30日文学研究会机关刊《文学旬刊》改为周刊时他发表的《本刊改革宣言》中，还表示:“对于‘敌’，我们保持严正的批评态度，对于‘友’，我们保持友谊的批评态度。”显然，他是一直把创造社当成“友”的。后来，他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都成为了好朋友。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郑先生本来是“左联”的前身“中国著作者协会”的主要发起人和理事，现在，左联的发起人和常委的半数，也正是原先著作者协会的发起人和执委或监委。而且，这两个进步组织在中共党内都是由潘汉年负责筹备和领导的。但是，由于左联当时犯了“关门主义”的错误，偏偏把郑先生排除在外了。不仅如此，当时左联的刊物如《巴尔底山》等还指名道姓地攻击他。然而，他对这些攻击、嘲讽没有作过一个字的“反击”，就连解释、辩护的文字也没写过，尽管他自己就主持着好几种刊物。这充分表明了郑先生的宽阔胸襟，也表明了他绝不反对左联和左翼文艺运动。他可以忍受委屈，也能原谅那些激进的革命青年所难免的“左派幼稚病”。《巴尔底山》的主要编者李一氓，后来成了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李一氓在晚年高度评价说:“郑先生，我以为他是中国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
　　在上世纪30年代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斗争中，郑先生在左翼文化界内部发挥了重要的团结作用。据茅盾回忆，1934年1月，郑先生等人主编的在上海出版的进步刊物《文学》，面对遭到国民党当局严查乱砍的严峻形势，茅盾发出急信，请当时在北平的郑先生南下研究对策，同时还对他说:“还有一件事专等你回上海来办。自从‘休士事件’之后，鲁迅对傅东华大有意见，对《文学》也取不合作态度，已有半年不给《文学》写稿了。对这次刊物上署东华的名字，他也不满意。我的话，他只听一半。所以要请你去做个‘说客’，消除一下误会。”他就与茅盾一同去鲁迅家，向鲁迅汇报了《文学》对付国民党压迫的计划，又谈了傅东华的问题。正是他做了工作，终于取得了鲁迅的谅解，重新获得鲁迅对《文学》的大力支持。
　　1935年9月，又发生了生活书店《译文》杂志停刊事件。此事说来话长，简单地讲，生活书店是邹韬奋创办的进步出版社(《文学》就是该店出版的)，书店要撤换《译文》编辑黄源，遭到鲁迅十分激烈的反对。事情弄得很僵，茅盾又来找郑先生商量。这件事本来与他没有什么关系，但他一向非常热爱鲁迅，同时又与韬奋是好友，因此急于从中调解。他绞尽脑汁，提出了一个双方妥协的方案，茅盾找鲁迅谈了郑先生的方案后，鲁迅原则上同意了。不料，此事最后仍未调解成功，《译文》不得不停刊，黄源也愤而辞去了《文学》编辑的职务。茅盾晚年在回忆录《我走过的路》中坦率地说:“在《译文》停刊的风波中，真正倒了霉的，却是郑振铎。因为鲁迅怀疑这次《译文》事件是振铎在背后捣的鬼，并从此与振铎疏远了……”茅盾强调说，“这当然冤枉了振铎”。黄源在六十年后，在给我的信中也诚恳地说:“我现在确认‘冤枉’了振铎。”“读了你的大作(陈按，指拙著《郑振铎传》)……我仍然确认‘冤枉’了振铎，因为这是事实。这是我们方面的错误，我和鲁迅都有此疑心……”可贵的是，郑先生一直继续保持着对鲁迅先生的尊重，从没有什么怨言。而鲁迅虽然对他有所误会，也还是继续与他一起编辑出版瞿秋白烈士的遗著，这是鲁迅晚年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可恶的是，当时有些文坛小丑幸灾乐祸，乘机在小报上造谣生事、挑拨离间，或者对他横加攻击。后来，鲁迅撰文严正地指出:这是“恶劣的倾向”，是“用谣言来分散文艺界的力量”。
　　1936年9月，由郑振铎和茅盾起草，冯雪峰定稿，鲁迅与郭沫若、茅盾、郑振铎、叶圣陶、陈望道、郑伯奇、王统照、夏丏尊、冰心、巴金、傅东华、丰子恺、沈起予、洪深、黎烈文、张天翼、林语堂、赵家璧、包天笑、周瘦鹃等21人联名发表了一个《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夏衍在几十年后回顾说:“像我们这些经历过这一事件的人们看来，组织发表这样一个宣言很不容易。”因为这签名的21个人，是经过精心选择而代表了全中国一切爱国的作家的。正如夏衍指出的:“这个宣言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艺界第一个大联合、大团结的文件，在现代文学史上，应该说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这也是鲁迅一生签署的最后一个文件。夏衍在晚年高度赞扬了郑先生在促成发表这个宣言中的功劳，认为“在坚持联合、反对分裂这个问题上，他表现了难能可贵的高尚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