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康

　　1919年1月15日，中国赴巴黎和会代表团启程之际，康有为给首席代表陆征祥去了封急信，为中国代表参加巴黎和会，提出两条建议:一、借和会之机，提出将中国全部开放，听外人入内杂居，以此为条件，废除列强在华治外法权；二、“自余各国旧约，凡有称特别地位，称优先权，称最惠国，称利益均沾，称机会均等，称范围地，称不让与他国种种不平等之词，皆出于旧政府之愚昧，非吾人民之所愿，概宜力争，尽得删除！”
　　此时，梁启超正在巴黎，以学者、名流的身份，充当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会外顾问。巴黎和会在美、英、法、意、日列强的把持下，已经成为强国重新瓜分弱国的会议。中国代表所提出的列强放弃势力范围、取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以及废除“二十一条”，归还山东等要求，根本没有引起会议的重视。
　　山东问题一直是巴黎和会的焦点。梁启超巴黎之行前，日本驻华代理公使芳泽特意宴请，试图探听梁启超的态度，当谈到山东问题时，梁启超郑重地说:“我们自对德宣战后，中德条约废止，日本在山东继承权利之说法，当然没有了根据。”芳泽吱吱唔唔、含糊其辞。梁启超又说:“中日亲善的口头禅已讲了好多年，我以为要亲善今日是个机会。我很盼望日本当局了解中国国民心理，不然，恐怕往后连这点口头禅也拉倒了。”芳泽听后，尴尬不堪。
　　梁启超到巴黎后，频繁地进行外交活动，先后会见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和英、法等国的代表、党派领袖、社会名流，以争取国际力量的支持。不久，他发现自己的所有努力都是枉然，因为去年9月间，北洋政府已与日本订立密约，承认日本为山东权利的合法继承者。3月中旬，梁启超致电汪大燮、林长民:
　　交还青岛，中国对德同此要求，而敦为主体，实为目下竞争之点。查自日本占据胶济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为限:本去年九月间，德军垂败，政府究用何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缚。此种密约，有背威尔逊十四条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败坏，实堪惋惜。
　　梁启超的电文，给国内传递了最新最确切的信息，全国民气为之沸腾。张謇、林长民、熊希龄、范源濂等发起成立国民外交协会，声援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活动，并对北洋政府施加压力。
　　可是，巴黎和会仍在日本的蛮横施压下，对山东问题久议不决。后来，日本代表又以拒签对德和约，必要时将退出会议相威胁。西方列强出于利用日本威慑苏俄的战略企图，终于不顾中国为战胜国的事实，而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让与日本。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彻底失败。梁启超早就预见到这一外交惨局，愤然提出，今日“国际间有强权而无公理”。他认为，应该把这一最残酷的事实，公之于国民，以形成公民意识，发起拒签对德和约的声势。4月24日，他给国民外交协会拍去电报:
　　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这份电报传到国民外交协会后，林长民立即起草《外交警报敬告国民》的文章，5月2日，《晨报》在头条位置以“代论”的形式，用大号字体发表这篇文章，林长民在文中大声疾呼:
　　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
　　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条条约，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
　　此噩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梁任公电乃证实。
　　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山东亡矣”的信息迅速地传播开去，“拒签和约”已是人心所向。5月3日，国民外交协会作出决定:5月7日国耻纪念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如巴黎和会不能同意我国主张，即请政府撤回专使。当夜，北京大学校园内群情激昂，法科礼堂内聚集着千余名学生及外校学生代表，共同商讨行动方案。决定: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每周评论》是这样记述的:
　　三日的一天，北京市民——政界、商人、学生，还有少数的军人——集了许多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国民外交会，一个是学界大会。前一个会议，决请政府在外交上取最强硬的态度，……更于国耻日在中央公园开个国民大会。后一个会议，决于次日(四日)专门以上各学校全体学生游街示威，因为等不及五月七日了。
　　5月4日，以北大为主体的3000多人齐集天安门前，他们手持“还我青岛”，“保我主权”，“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标语，举行游行示威，一场规模宏大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迅速向全国发展，一页激动人心的历史篇章，就这样揭开了。梁敦錞在《我所知道的五四运动》中说:“林长民所发布的新闻有无上的魔力，五四学生示威就是他掀起来的。”而林长民的新闻来自梁启超电文，这是点燃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梁启超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煞的。梁启超把国内激昂向上的民气，迅速地告知中国留法学生，从而坚定他们的信念和鼓舞他们的士气。6月28日，是预定和约签定的日子，这天，中国留法学生和工人围住中国代表的驻地，坚决阻止中国代表签字，在强大的爱国舆论的压力下，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发生后，康有为同情和支持学生的爱国热忱，认为民国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独学生此举当之无愧。5月6日，康有为公开发表《请诛国贼救学生电》，谴责北洋政府滥捕学生大兴冤狱的无耻行径。
　　自清季以来，相沿相师，无忧无惧，卖国成风。则我五千年之中国，二万里之土地，四万万神明之胄，日供其犬马犬羊之束缚，出售以供人屠宰，至亡国绝种而后已。至今乃讨亡，亦已晚矣，岂复有救哉！幸今学生发扬义愤，奉天行讨，以正曹汝霖、章宗祥之罪。举国逖闻，莫不欢呼快心，诚自大学士陈东、欧阳澈以来之稀有之盛举也。试问四万万人对于学生此举，有不称快者乎？假令其徒党亲戚有不快者，必无四百人以上。则学生此举，其可谓代表四万万之民意，代伸四万万之民权，以讨国贼者。
　　梁启超亲历巴黎和会，对列强扩张掠夺的本性，有着深切的体会，况且他又是个精通历史的思想家，更能鉴往知今，由历史联系现实，由现实预知未来，窥视出世界形势的险恶。他在《巴黎和会鸟瞰》中阐述:
　　总之，那时我们正在做那正义人道的好梦，到执笔著这部书时，梦却醒了。擦眼睛一看，他们真干得好事，拿部历史一比，恰好和一百年前的维也纳会议遥遥相对，后先辉映。维也纳会议由几个大国鬼鬼祟祟的将万事决定，把许多小国牺牲了，供他们的利益交换，这回还不是照样吗？维也纳会议过后有个俄普奥三国同盟，这回有个英法美三国同盟。维也纳会议后，大家都红头涨脸的来办法国革命的防堵，这回又有个俄国过激派供他们依样画葫芦的材料。唉，天下事有哪一件脱离得了因果关系？十九世纪的种种祸根都是从维也纳种下来，如今他们又在那里造孽了。
　　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没有达到目的，野心不死，又提出所谓山东善后问题，要求与中国直接交涉。当时，梁启超已在上海，他坚决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在对《申报》记者发表谈话时，他说:
　　余初履国土，即闻直接交涉之呼声，不胜骇异。夫既拒签于前，当然不能直接交涉于后。吾辈在巴黎对于不签字一层，亦略尽力，且对于有条件签字说，亦复反对，乃有不签字之结果。今果直接交涉，不但前功尽失，并且前后矛盾，自丧信用。
　　国际人格从此一堕千丈，不能再与他国为正义之要求矣。
　　梁启超的拒绝“直接交涉”的呼声，很快便得到国内有识之士的响应，也坚定了中国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立场。1921年冬至1922年春，中国参加华盛顿举行的9国会议，终于收回青岛及山东的权利。
　　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对北洋政府滥捕学生的行径表示不满，他专门致书徐世昌，呼吁释放被捕学生:
　　学生运动过去之陈迹，启超越在海外，靡悉其祥。要其出于爱国之愚诚，实天下所共见，至其举措容或过当，此自血气方刚之少年所不能免。政府若诚以父师自居，而爱之如子弟，则充其量不过收二物之威，断无取绳以三尺之法。
　　梁启超毕生致力于反对专制、争取民主宪政的斗争，五四运动所标志的反帝、反封建、争取民主的倾向，更使他深受鼓舞，心向往之。他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平民教育社发表演讲中指出，清末的立宪运动、革命运动、保路运动，是“中国国民运动的起源”，然而，这些运动都“未能建设在民众意识的基础之上，”五四运动才是“国民运动的标本”，是“国民史上值得特书大书”的事件，因为，五四运动使外国人“渐渐觉得中国民气和世界舆论可怕”，并且“引起中国青年的自觉心。这是中国外交的国民运动的巨大成就”。他由五四运动看到民众的力量，大声疾呼开展广泛的国民运动，并欲把这一运动引申到民主立宪的轨道上来，以使政治清明，国家太平，人民安康，这是他一生的梦想和追求，勿论其现实与否，可行与否，其用心和设想，诚哉可贵可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