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4月，正值美国华盛顿樱花绽放的季节，有一位中国科学家，为了一个渴望绽放的梦想而来。她就是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胡启恒。胡启恒利用此次参加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的机会，找到了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负责互联网对外合作的斯蒂芬·沃尔夫。两人一交谈，沃尔夫就笑了，他很爽快地说：“你回去就可以开通了。” 沃尔夫所说的“开通”，指的正是中国互联网。就这样，在得到国内高层批准后，中国于1994年4月20日，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

　　转眼20年，胡启恒已是80岁高龄，中国互联网两天后将迎来20岁生日。

　　20年里，互联网给人带来太多的惊讶，尔后又迅速将惊讶变为平常。如今的我们，已不会为1997年的第一套免费电子邮件系统惊呼；也不会诧异于2006年美国《时代》周刊将年度人物授予“网民”；甚至将2008年中国网民规模跃居世界第一视为理所当然。

　　20年里，互联网几乎改写了一切——无论是政治生态、经济脉动还是社会生活。互联网20年的成长史，是中国深层次转变的历史。

　　“庙堂”与“乡野”再无距离

　　1995年2月，一封来自河南省三门峡市的匿名检举信寄到了中纪委信访室，最终将中国的“烟草大王”从高高的“红塔山”上拉下。从三门峡市到北京，大约900公里，这是当年从“乡野”到“庙堂”的距离，而今天，这个距离是“零”。今年4月8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开通纠正“四风”监督举报直通车，漫漫长路，变成了鼠标与键盘的几下敲击。

　　“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褚松燕说。她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中国互联网20年的发展，不仅增强了官民互动，也在信息传播的多样性、快捷性、海量性中开辟了网络民意的渠道。

　　互联网让“乡野”之声闻于“庙堂”的标志性事件发生在1996年9月。当时，“九一八”纪念日临近，北京不少BBS（电子公告板）上，有关中日关系的讨论骤然升温，引起了政府的关注。这被认为是网络论坛参与政治的较早体现。此后，互联网与政治越发密切。

　　2002年11月，人民网强国论坛上的一篇万字长文——《深圳，你被谁抛弃？》，探讨深圳改革得失，引发包括官员在内的上百万网民热议。

　　热议，只是激起虚拟世界里的波澜，而真正让网络舆论影响事件进程的是2003年。由网络舆论点燃的“孙志刚事件”，让收容遣送制度废止，救助管理办法最终出台。

　　在惊觉网络的影响力后，网民热情大涨，网络监督成为一种常规化监督手段。从博客举报山西娄烦溃坝瞒报事件，到论坛发帖披露江西省新余市 “出国考察门”，再到微博曝光“表哥”，揭露“房叔”……中国网民将聊天、娱乐的工具，改造成了参与政治的渠道。

　　“网民意见改变着政府的议程设置，影响国家层面和各级政府的决策。党政领导干部应该适应互联网发展。” 褚松燕说。面对巨大的网络政治需求，中国政府适时“触网”。

　　1999年1月，“政府上网工程”发起，中国政府信息化建设有了实质性进展。

　　2006年3月，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印发《国家电子政务总体框架》。同年，“我有问题问总理”上线，“民意直达高层直通车”开设，至今仍是民意汇集之地。

　　当移动互联网成大趋势时，政务微博纷纷开通。据统计，截至2013年， 全国政务微博账号数量超过25万个，党政干部微博账号7万多个；政务微信总数超3000个。

　　工信部信息中心主任黄澄清向本报表示，随着官民网络互动的频繁，官员认识到互联网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未来互联网作为我国现代化治理的重要形式，在了解社情民意、政府决策等方面作用显著。

　　一条搅动传统产业的“鲶鱼”

　　上世纪90年代末，越来越多人注册QQ致使其服务器不足，马化腾一边蹭着别人的机房，一边寻思着将QQ多卖给几家代理商。“这小东西还要100万？”“谁吃饱了撑的在网上聊天？有时间电脑五笔打字，还不如直接打电话。”投资者毫不客气地质疑道。“互联网在未来肯定会成为一种潮流。”马化腾义正言辞地说道。谈判不欢而散，马化腾决定自力更生。

　　嘲笑者绝对想不到，2000年同时在线人数还仅仅是10万的QQ，2014年4月11日已突破2亿，而马化腾所领导的腾讯，市值已突破1000亿元。

　　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表示，互联网行业的一大特点是主角年轻化，进入行业财富榜前十名的人不靠老子，不靠刀子，不靠裙子，完全是阳光致富。

　　中国互联网这20年，承载着首批互联网青年才俊的阳光创业理想。1994年5月，古永锵从斯坦福商学院毕业，决定搬回北京，留在硅谷的同学都觉得他是疯了。而今已是优酷网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的他，回望那段历史后笑言：“20年以后，中国依然是我的大本营。”1996年，32岁的张朝阳创办了“爱特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1997年，26岁的丁磊创办网易；1998年，31岁的王志东成立新浪网；1999年，35岁的马云在杭州创办了阿里巴巴网站；2000年，32岁的李彦宏回国创建了百度公司。这一批互联网企业的诞生占据了中国互联网版图的大半江山，也开启了互联网行业的“西学东渐”。

　　也正是这20年，信息产业与传统产业深刻对话，发挥着刺激传统产业的“鲶鱼效应”。电商出现，在图书、3C家电、服装、化妆品等方面对传统零售业产生了巨大影响。而2012年兴起的生鲜电商，无疑是对传统商业最后一点堡垒的冲击。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产品，挑战着商业银行经营模式的底线。OTT业务、数字音乐、智能电视、云阅读等则在不同程度地塑造着传统产业结构，带动传统行业形成“互联网思维”。

　　互联网产业面向市场，创新性与服务性的趋势愈发明显。黄澄清说：“消费型的互联网正向制造业、服务业的互联网转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杨培芳也表示，社会需求从工业时代的标准化向互联网时代的个性化转变。第一产业的现代化农业灌溉，第二产业中智能化的电网、工业控制系统的数控机床，以及第三产业的旅游等，都展现了互联网社会运行的高效率、低成本优势。

　　在黄澄清看来，互联网所引发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对下一代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仅是沸腾器、放大器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改变人们的观念，让我们对未来社会有新的认识，而每个人应在网络社会中担起责任，在国家和社会的引导中培育新的创造力。

　　清除“网络雾霾”从未止息

　　就在全国人民揪心于户外雾霾的时候，中国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除“网络雾霾”的行动。今年4月13日，全国范围内新一轮打击网上淫秽色情信息“扫黄打非·净网2014”专项行动启动。

　　2004年7月19日，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检察院以“利用互联网传播淫秽物品谋利”罪名，正式对邓岷江提起公诉，邓岷江成为中国打击淫秽色情网站专项行动以来被起诉的第一人。之后，中国对网络色情的打击一直保持高压态势。

　　仅2013年，全国各级“扫黄打非”部门就查处网络“扫黄打非”案件914起，删除封堵网络有害信息85万余条。

　　互联网上的“雾霾”绝不止淫秽色情。黄澄清说：“中国互联网20年，整治网络经历了反垃圾邮件、反恶意软件以及网络扫黄打非和整治谣言等多个阶段。”

　　2002年，垃圾邮件在中国大量泛滥。当时的中国互联网协会反垃圾邮件工作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李红表示，垃圾邮件之多以致于难以在邮箱里找到一封正常的邮件。反垃圾邮件协调小组应运而生，从机制与技术方面入手，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2006年是互联网恶意软件问题出现较为集中的一年。中国互联网协会正式成立反恶意软件协调工作组，先后有32个从业机构和专门人士加入，反恶意软件工作正式启动。

　　2013年，中国政府集中力量对网络谣言进行整治。“立二拆四”、“秦火火”等一批兴风作浪的“网络大谣”相继落马，“两高”公布《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国互联网环境的净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杨培芳指出，网络环境难以整治的罪因并非互联网技术，而是社会价值观的扭曲，互联网只是起到了放大的作用，这是社会问题网络化的结果。